白先勇爱才惜才 助推余秋雨著作台湾出版

　　隐地

　　46年前，读到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毕业》（后改题《那晚的月光》，收入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就倾心不已，曾在《自由青年》杂志写过一篇赏析。年轻时候，我也是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他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会发表一篇小说——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台北人》，我万万想不到这本最初由晨钟出版社（白先勇创办的出版社）印行的书，隔了10年，也就是1983年，突然改由我的尔雅出版社接手。世间事，最后揭晓，总是让人始料未及。

　　先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永远默默地助人。他的“悲悯情怀”，不是只表现在小说和他创造的人物身上，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具悲悯情怀的人——他爱才、惜才之外，也肯为文学献身，年轻时候，他就筹钱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据说，白先勇卖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户属于他的房屋，将得到的钱创办晨钟出版社。我想，他最初的想法，一定是希望出版社如果可以赚一点钱，就可以贴补赔钱的《现代文学》杂志、养住《现代文学》杂志。谁会想到，不到10年，晨钟维持不下去，一户房屋也就这样化为乌有。

　　不但如此，为了让晨钟能继续生存，白先勇自己的畅销书——《台北人》——一版又一版的印刷，他从未领一分版税。白先勇真正拿到《台北人》的第一笔版税，要等到尔雅版初次印出来，如今《台北人》在尔雅印了80多版，白先勇每回从美国回台北，他说：“隐地又会送版税来！”是的，只要书好销，作家就仿佛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果子树。每年都会有果子吃，作家开心，出版社的创办人，何尝不一样心花怒放。

　　我前面说过，白先勇爱才。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红遍两岸的余秋雨教授，最初也是白先勇回大陆时发掘的。白先勇在1991年，前后不止两三次写信，要我注意上海戏剧院教授余秋雨；我事情多，编辑桌上永远有回复不完的信，并未听先勇话立即写信给秋雨先生，有一天，突然接到白先勇从美国拨来的一通长途电话：“余秋雨教授现正在台北，住在国宾饭店，你赶快电话和他联络，他的《文化苦旅》你要争取。”我终于拜访了余教授，也谈妥了合作出书，16年来，余秋雨在台湾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白先勇发挥了他的先见之明，可见白先勇不单自己小说篇篇写得让读者引颈企盼，别人有没有才气，他更是一眼就能够辨识。

　　有人批评白先勇写消极的东西，白先勇说：“其实写作本身便是很积极的一件事，肯提笔去写的作家都不消极……

　　白先勇的文学世界是悲天悯人的，而他自己的处世哲学也是宽厚的，他更以悲悯的心，希望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会变得美好。“至少，不能比现在更坏！”

　　白先勇：当代台湾知名作家，一向以才气纵横，不拘一格受读者欢迎，作品曾被《亚洲周刊》选进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开启了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近年来，惜于传统文化的消失，他转而不遗余力推广昆曲。

　　作者隐地，刚刚写就《白先勇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