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两个试验

　　编者按:长期以来,东方式教育子女的方式受到很多人的否定性批判,认为它不注重孩子独立性的培养;还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学者方朝辉先生的这篇文章则对东西方教育方式孰优孰劣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价值观。

　　一

　　在1998年出版的、由Daniel T. Gilbert, Susan T. Fiske and Gardner Lindzey主编的权威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中,一批文化心理学者写道:半个世纪以来,心理学界一直没有认识到人类心理多么深刻地受到了文化的影响,而只是把个人当做一个现存的、孤立的分析范畴。当今北美的心理学家们在研究中常常不自觉地假定了一些注重个体权力、独立、自决及自由的文化价值或行为,并且无意识地把当代西方的社会形式或心理当做是整个人类的代表。

　　作者说,欧美文化把人理解为一种连续、稳定、自主、边界确定、独立于处境的实体(entity),这个实体拥有一系列内在的个人属性(internal, personal attributes),包括爱好、动机、目标、态度、信念、能力、主观感受等等,并正是由这些属性支配、决定和影响着个人的外在行为。在这一基础上,每个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特的自我(distinctive self)。美国中产阶级从婴儿起就让孩子与自己分开睡甚至分屋睡。在学校里,孩子们需要学会自己表达自己,自己描述自己,自己展示自己。甚至儿童的课程设置也是为了开发每个学生的独特潜力,强化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感”,所以已经“个人主义化”。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孩子们从小学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养成自主(self-determination)的习惯。表现为被鼓励或要求在各种各样的选择中获得自我的认同感,包括对自己的食物、衣服、冰淇淋、洗澡时间、发型等等生活中所有方面的事情上自己进行选择和决定。孩子们被鼓励对自己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细小的事情,由本人亲自决定。

　　但是,在中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人的概念颇不相同,认为“人”从根本上就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

　　东亚社会里,母子亲密接触现象十分普遍,包括同浴、同睡;在其他类型的关系如上下级关系中也有类似现象。人们要学会“倾听”别人,解释别人的意思,而不是表达自己。“多听少说”,甚至不说,在东亚社会中受到重视;人们被教育要学会适应社会、理解别人,以他人为导向。日本的母亲在孩子需要作决定时,往往不是问孩子自己的倾向是什么,而是代孩子们决定和办理。日本人或东亚人往往以情感的态度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以理智的、关心原因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在东亚社会,“道歉”,甚至是不问原因的“道歉”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谦虚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有助于与他人交流和建立关系。“害臊”(shaming)是东亚社会中教育孩子时常用的手段。

　　Richard Nisbett也许可称是当今文化心理学领域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思维地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将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代表的东亚思维方式归结为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三个特点,即对关系、处境和相互依赖的关注。下面是他提出的两个试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亚与西方思维方式的若干区别。

　　试验一:设计一种由八种色彩激活起来的水下动感场景,其中有一两条鱼体积最大、色彩最亮、运动也最快,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运动速度相对慢一些的鱼、石头、泡沫,等等(见图)。

　　该场景向被试验者先后放映两次,每次20秒。分别让一批日本京都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学生被试验者来描述他们看到了什么?结果发现:对于体积最大、运作最快的“焦点”鱼,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提到的次数一样多,但是日本学生提到背景物如水、石头、泡沫、水下植物及其他动物的次数,比美国学生多60%。尽管美、日学生提到活动动物的次数一样多,但日本学生提到背景事物之间关系的次数是美国学生的两倍。另外,日本学生开头一句话往往是“这是一个水池”,而美国学生开头一句话往往是“一条很大的鱼,可能是鲑鱼,正在向左方游去。”

　　另一项试验是:紧接着上一个试验,让所有参加者看96种不同事物的照片,其中有一半他们以往见过,一半未见过。然后,以两种方式重现这些东西,一种方式是让这些事物在与当初同样的环境中出现,另一种方式是让他们在与当初不一样的环境中出现(见图)。结果发现:日本学生对于重现环境未变的对象的识别能力大于美国人,而对美国学生来说,环境的变化对其识别效果根本没有影响。这说明:东亚人所认识的对象与环境“紧密连在一起”。再将一批动物放在多种不同的背景下展示,测试美国学生与日本学生识别它们的准度和速度。结果再次发现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多地受到背景的影响,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犯了比美国学生多得多的错误。

　　二

　　我们今天读儒家经典,很容易发现儒家学说注重“关系”、“处境”及“相互依赖”的特点,比如说儒家所讲的“五伦”,实为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梁漱溟先生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1937)、《中国文化要义》(1949)等书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并指出,所谓“伦理本位”即关系本位,即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本位(梁漱溟,页81-85)。

　　然而,儒家的五伦与五常思想,还只是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在《周易》中,不仅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特别是自然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周易》的基本原理,严格说来是从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出发的。由阴、阳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八卦,进一步由八卦构成六十四卦。《周易》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义甚至各爻的爻义均可从阴阳之间的关系得到基本理解。比如阳在上,阴在下;阳为主,阴为辅;阳主外,阴主内;等等。由阴阳之间的互动,演绎出了整个世界,人间事物的全部道理,无不包含在其中。

　　其次,以自然说明、指导人事是《周易》最重要的思想特点。这一点首先体现为八卦不仅代表了八种不同的自然事物,而且进一步上升到各种人事。所以这八种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周易》各卦的条件之一。乾、兑、离、震、巽、坎、坤、艮分别代表天、泽、火、雷、风、水、地、山,进一步又分别代表健、悦、丽、动、入、陷、顺、止等八种行为,再进一步还可分别代表男、少女、中女、长男、长女、中男、女、少男等。由八卦构成的六十四卦正是体现了由自然过渡到人事的过程。

　　其三,学习《周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研习卦象来理解这些事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深入玩味和理解当事人自身与一些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即“观其象而玩其辞,观其变而玩其占”。按照《周易》,对这种关系体味得越深,一个人就越能取得成功,所谓“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礼记·经解》所谓“洁静精微,《易》教也”,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时常习惯于用《周易》某卦来比喻自身目前的处境,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黄宗曦用《周易》“明夷”来比如自身当时的特殊处境。从卦象上看,该卦离下坤上。离代表明,坤为地,所以明夷的特点是“明入于地中”。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必须强调指出,《周易》所讲的观察物象及其与人事相互关系的思维方式,与希腊哲学寻找普遍本质或普遍法则的思维方式(在现代自然科学中蔚为大观)是有本质不同的。有关学者称《周易》思维为“象思维”,指出“这种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其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顿悟思维有联系又有区别”(于春海)。所谓的“象思维”,是指在两个具体事物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由前者说明后者。比如“过河拆桥”,被用来说明恩将仇报;“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被用来说明追求实效的政策路线。这种思维方式在《周易》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它与形式逻辑中的推理方式迥然不同,从“过河拆桥”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恩将仇报”来,从“白黑好猫”也推不出实用政策路线来,其他同理。在希腊哲学中,我们看到另一种类型的推理方式,即从大前提可以直接推出结论来,要求推理过程严密有效。这一推理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是:哲学所追求的知识是完全超出感性经验的,只有超出感性经验的范围,在纯粹观念的世界才可能建立严密有效的逻辑推论,并建立具有绝对必然性的知识。正因如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再强调先验逻辑之所以普遍有效,正在于它完全、绝对、没有一毫杂质地超出感性经验的范围,唯此才能形成绝对可靠的知识。因此,希腊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特点是不断摆脱现实的感性经验世界,进入到一个纯粹思维的理性世界,它之所以强调推论过程的严密有效,也与此有关。固然,希腊哲学家也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它的旨归或导向却是不断超越感性世界,而不是为了回过头来处理与感性事物的关系,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了最经典的阐述。这就是今日所谓“认知主义”(intellectualism)。如果用希腊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则可以说,中国思想家几千年来一直未能摆脱感性经验事物,上升真正抽象的高度来思维,建立起完全脱离感性经验的绝对知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抽象思维。然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取象思维”(或称“象思维”)的旨归不在于建立脱离感性经验的绝对知识,这是由于中国人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嗜好。

　　文化心理学所揭示的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方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