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笔下的种种师表:我是钱玄同不成器弟子

　　张中行笔下的种种师表

　　张中行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晚年他写了大量随笔和回忆文字，涉及不少名家，当中自然包括一些给他上过课的北大的教授。张中行行文很在意细节，虽不用文学笔法，同样能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

　　章太炎的弟子不乏在北大任教的，如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马幼渔等。1932年章太炎来北大开了一次“小学”方面的学术讲座，张中行是听讲的学生。章由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个弟子“围绕”着登上讲台。他操余杭方言，由刘半农当翻译；他不写黑板，由钱玄同负责板书。张中行说:“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时值九一八事变次年，国难当头，即便是讲学术，章太炎也没有离开时局。

　　张中行曾说:“我是钱玄同先生的不成器弟子。”张1931年考入北大后，听了一年钱玄同讲的“中国音韵沿革”。在他看来，钱玄同口才出众，“用普通话讲，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炼的讲稿。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而钱玄同授课，最大的特点似不在于口才如何。张中行晚年回忆说:“第一次考钱先生这门课，上课钟响后，钱先生走上讲台，仍抱着那个黑色皮书包，考卷和考题发下之后，他打开书包，拿出一叠什么，放在讲桌上，坐在桌前一面看一面写，永远不抬头。我打开考卷，看题四道，正考虑如何答，旁坐一个同学小声说，好歹答三道就可以，反正钱先生不看。临近下课，都交了，果然看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注册科，放下就出来。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特有的作风，学校也就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盖一个，只要曾答卷就及格。”

　　北大教授并不都具备钱玄同这样的口才。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北大兼课。顾学识渊博，但用张中行的话说:“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另一位口才不行的教授是明清史专家孟森。张中行是中文系学生，听历史系的课，是读了孟森的《董小宛考》，感觉作者很“精干厉害”，慕名而去的。他说:“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声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这个讲义，后来确以《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北大教授林损有上课前喝酒的习惯，也难免在课堂上借着酒劲说些不着调的话。林自视甚高，喜欢标新立异，有时近于胡说，张中行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有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有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林损和胡适不对付，张中行回忆:“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话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例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中行在通州师范念书时，结识了被学校请去教国文的孙楷第。孙曾在北师大和北大等校任教，院系调整后落脚于文学所。他与张中行一直有来往，常在一起闲谈。孙治古典文学，以考据见长，成就斐然。过世后，张中行对他有如下一番议论:“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其中之一，依常情，相当重要，是世故。例如一次谈话，也是在未名湖畔，他提及写了一篇批评某书的文章，某书作者表示谨受教，希望不必发表，他不接受，跟我说的理由是:‘我发表我的意见，别人管得着吗？’这就是只看见学问，没看见世态。”

　　刘仰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