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史铁生:为这个时代的贫瘠和富有写下注脚

　　2010年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于凌晨3时46分离开人世。这位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优秀作家走了！正如他在《我与地坛》里所说的那样：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地坛是人与大地“通话”的地方

　　祝 勇

　　史铁生因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凡的思想能力，因失去了空间而获得了时间。他的生活范围已十分狭小，但他的时间却被拉长。众生的生命都是快镜头，如永不停息的钟摆，惟独他的生命是慢镜头，像漂浮的游丝。仿佛他从上帝那里盗取了时间，或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里获得了时间。其实，他的时间来自他自己，来自他深邃幽远的冥想，来自他思想的时速，来自他每一寸时光中蕴藏的无边广阔的价值。

　　在他当初谋生的那家小福利厂附近，有一座古旧的寺庙。它们相距很近却属于不同的时态。被生活的恶作剧所捉弄的史铁生曾经希望告别现实的忧患而皈依圣洁的宗教。（详见《史铁生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他常摇了轮椅到庙墙下闲坐，年代久远的庙堂可以抹去时间的边框，令他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思想远景中。寺院的沉静空寂、清疏简淡使他疲惫的灵魂望到了一处温暖可亲的彼岸。他并没有脱离红尘，然而那段岁月最终引领他进入另一种时空，使他可抛开一己之痛，专注于形而上的思考。或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太好的生命个案，灵与肉的痛苦将普度他参悟出人生的真谛。当肉体的残疾使他归于静止，他的思想却一天天地活跃起来。当上帝试图摧毁形而下的生活，那么，对形而上的执著，则显示出它的高贵。如友人孙郁所说：“大病一场后，世俗的东西好像便失去了以往的效用。茫茫尘世，无边的苦恼，一切一切的身外之物，都被另眼看待了。”（孙郁：《痛感与智慧》，见《声音的重量》，作家出版社。）史铁生不是张铁生，他是对自己的生命有着精神上的要求的人。在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里，他便完成了个体生命对宇宙、有限对无限的对话。

　　史铁生为什么要选择地坛呢？离家近，景象清幽，无人打搅，这些固然都是原因，却又不是根本。地坛是人与大地“通话”的地方，在那里，人可以找到与天地自然对话的管道。在这里，思想可以聚拢起来，考虑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像当年在庙墙下一样；在这里，思想者能够得到天地万物的启示，从而完成精神上的修炼。正是在此，史铁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把世界想了个明白。地坛依旧，他却从青年走到了中年，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地坛对他人来说只是个普通的公园，对于史铁生来说却是再生之地。他在地坛冥想、参悟，他不是以殉道者的姿态出现的，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痛苦，谁痛苦”的悲壮和狂妄。他没有把自己精心打扮成思想的斗士和精神的圣徒。他是一个凡人，有着普通人的悲欢与脆弱，我听得到他灵魂的喘息，感受得到他思想的宁静。

　　史铁生在思考里获得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只要祭坛的石门不倒，他的大道就永远铺满光辉。

　　20年前的杂志摆在床头，因为有他

　　马朝兰

　　床头依旧搁着1991年1月的《上海文学》。因为其中一篇题为《我与地坛》的散文，我把这本杂志留到了今天。

　　床头的书，每年一换，不断有旧的下来，新的上去。惟独这本《上海文学》始终放在那里。因为每隔半年，我就会翻出来看看，再读读，再去追寻一些模糊掉的情感。

　　因为这篇散文，我走上了文字这条路。每每遇到挫折和磨难，我总会想起该文的作者，史铁生。一个即将出国的有志青年，被飞来横祸夺走了下半身，他不能跑，不能走路，甚至连动一动都不可能。我以为，他的不幸已经走到了极点，可谁能想到，1998年，他又因为严重肾病，不得不接受透析，并以此维持艰难的生命。

　　史铁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床上接受各种检查。我记得他曾对自己打趣：“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因为他的坚强，我始终没有放弃追寻文字。尽管我写得不够好，不够动情，不够成熟和理智，但是，我至少是快乐的，是满足的。

　　几年前，买了他的《病隙碎笔》，洋洋几十万字，几次读到热泪奔腾，难以自抑。我第一次觉得心疼，为这个素未谋面的文友，恩师。

　　我记得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过：“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只是，我从来都没料到，这个日子会来得这般凑巧，来得这般匆匆。

　　他来这个世界，注定是要遭受磨难的，注定是要成为千万人的精神导师的，注定是要为那些不公不正，不可承受的伤痛划下坚强伏笔的。因此，冥冥中，他才会选择在这一天离去，以此暗示我们，新的生活，新的一年，新的生命，终将开始。

　　我又想起了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描写：“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

　　我的眼眶再度湿润了。因为史铁生不知道，在这个苍茫的尘世中，还有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无形而又残酷的时光中，默默注视着他，目送着他。

　　2011年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我与地坛》。可是，这些样书走得实在太慢，以至于赶不上铁生匆匆的脚步，追不着铁生匆匆合上的眼睑。

　　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史铁生——他坚强，善感，怀柔且温慈。而这个史铁生，只属于我们，只属于永生的灵魂。

　　怀念与反省

　　冯 磊

　　作家史铁生的去世，引发了很大的震动。虽然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他每周都要做肾透析；虽然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身为当代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并不是财政供养的专业作家；虽然，数年前，作家陈村出于仗义，还在为他试图“求得一个名分”，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专业作家”。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史铁生走了，作家蔡天新在微博中写道：“他终于不需要轮子了 /而留在人世间的我们/依然需要它们的推动”。豆瓣上的一位网友则作出如下留言：“他到底没能看到2011的太阳/但他的地坛/是中国的太阳”。

　　网友的留言铺天盖地，几乎每一句，都是诗歌。

　　史铁生的去世，让人感觉有些不能接受。当年那批知青作家中的佼佼者们，今天也就是六十岁左右的年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活跃得很，距离不能写和不能走动的年龄还很远。但，史铁生终于走了，这是一个冷冰冰的现实。

　　一个作家，尽管生前历经磨难，但去世之后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怀念，或许也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这至少应该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就做人而言，他是成功的；其二，就写作而言，他也是成功的。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他的《务虚笔记》以及他的低调和谦虚，都是留给活着的人的一笔巨大的遗产。

　　他的去世，留给人们最多的，当然还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他用自己的个例来证明：在喧嚣和浮华的今天，仍然有人在从事着艰辛劳苦的事业。在一个功利至上的时代，史铁生作为一个独特的例子，来为这个时代的贫瘠和富有写下注脚。

　　他的去世，让人不禁想起那个以知青命名的文学时代。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了青年作者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发表后，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了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随着知青题材写作的不断深入，一大批青年作家逐渐露出水面，《隐形伴侣》、《麦秸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一大批长篇以及中短篇小说纷纷问世。中国的文学创作短期内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出现了井喷状态。毋庸讳言，知青小说为后来九十年代直至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靠的范本和创作的源泉。直到今天，梁晓声、铁凝、史铁生们的影响仍然巨大。他们的成功，得益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当然，本身更得益于自身的天赋和艰苦的努力。

　　但，客观地讲，如果放在更为久远的历史中来看，知青小说与其同时期的诗歌创作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就创作而言，知青小说或许更应被称之为“伤痕小说”，更像一群人在抚摸自己的伤口顾影自怜。相对于严肃的知识分子，这种创作激情有余而缺乏思维的深度。尽管，这类小说自身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沉重的背景。在这一点上，以北岛、顾城等人为代表的诗人要走得更远一些。“知青小说本身更像是自怜自唱”，这种评价或许尖刻，但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毫无疑问，从铁凝的《麦秸垛》里、从张抗抗的《隐形伴侣》（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对人性的剖析、对善恶的褒扬与揭露。但，即使是这些文字，仍不足以表达对整个时代悲剧的反思和拷问。

　　或许，就知青小说这个大的集合而言，应该不会缺少反省的作品。但，这类作品始终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众所周知，在诗坛，当年出现了《回答》（北岛）这样富有质疑和挑战性的诗歌；美术界，也出现了《为什么》这样的油画作品。尽管，后一类作品在今天已经极少被人提起。至于原因，则似乎同样与时代背景有关。

　　一九九零年前后，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到过一本《知青小说选》。那本书，曾经被我反复阅读过多次。这个夜晚，我突然想起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想起了史铁生和他笔下的插队生活。它们泛着淡淡的、清幽的苦味儿，让人不断想起那个时代的贫瘠与苍凉。我想，这是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们所应该感激的。

　　谨以此，献给史铁生先生和属于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