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追寻父亲足迹
问:后来,为了写作,您也吃尽了苦头?
方梅:对。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怕吃苦。我花了20年时间,前10年,是收集资料,后10年是写作。我跑遍了父亲生前生活和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采访了上千人,大部分都是老红军,光座谈会就开了上百次。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听说我是方志敏的女儿,都热情地接待我。
我到葛源去(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许多老红军一早就听说我要来,他们有的在战争中被锯掉了腿,一瘸一拐拄着拐杖赶来;有的已经走不得路,由后人背着搀着赶过来。见了我,放声大哭,说今天终于看到方志敏的后人了。他们把对方志敏的感情都寄托在我身上。我感动得不得了,泪流满面。乡亲们也都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当地的乡镇领导也专门安排了接待,搞了伙食。吃饭的时候,有两大桌老红军。乡里还特地派了一个秘书来记录,我自己也做笔记,但我文化水平低,记得乱七八糟的,只好回去又整理。
上海市委搞“可爱的中国”大型文艺晚会,请我去。我提出要求:将给我买飞机票的钱直接发给我,我坐火车去。我很想去浙江金华采访,因为当年我父亲被关进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时候,有个代理所长叫凌凤梧,冒着风险为方志敏换了较轻的脚镣,还给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照顾。我很想去看望他,还有他的亲属。但是因为经济不宽裕,一直都未成行。参加完上海的活动后,我就直接去了浙江,了却了一桩心愿,也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料。
还有九江,包括彭泽、湖口、德安、永修等地,只要是父亲去过的地方,我都要去,查找当年的档案,找当地的老人、老红军、老游击队员了解情况,反复核对历史细节。每次去,都得到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的支持与帮助。有时,回到旅社整理笔记,忽然发现某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又连夜跑去敲人家的门。
最伤心的是有一回坐车,笔记本被人偷了。我难过极了,就像弄丢自己的孩子一样,饭也吃不下。我只好重新去采访。不像你们现在,有录音笔、摄像机,我那时候,就靠一支笔、一本笔记本。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
问:您完全可以就采访的这些经历,再写一本书。
方梅:(笑)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你看看桌上堆的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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