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枫骨灰返乡(图)

　　2010年12月9日12时40分，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桶状旅行袋，走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一间贵宾室。

　　早已守候在贵宾室的徐云初和丈夫李扬，以及几位民政干部和学者朋友都默默站起来。徐云初从刘添财手中接过那只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刘添财千里迢迢从台湾护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同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谌之(即朱枫)的遗骸。

　　1950年1月14日，朱谌之从台湾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归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带血的老照片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6枪，壮烈牺牲。与她一同被害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60年前，这起涉及国民党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曾轰动一时。在“间谍案四要角”中，朱谌之是中共华东局派遣到台湾、专门联络吴石的交通员。她在党内的名字叫朱枫。

　　朱枫牺牲一个月后，已经成为某军区总医院医生的女儿朱晓枫得知了噩耗。

　　“在这之前，我妈妈被组织上派到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临近解放时，她本来已经移交了香港的工作，准备要回上海跟我们团聚了，可又接受了去台湾的任务。她在信中说：‘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提起往事，已年过八旬的朱晓枫一脸悲戚。

　　1949年，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别名陈志毅、小名阿菊)在台湾生了小孩。名义上，朱枫是去台湾探望女儿和小外孙的。可朱晓枫知道，妈妈一定是接受了不同寻常的任务。“妈妈没有说，我们也不问。”在长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间早已有了默契。朱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去台湾两个月就回来。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得知母亲牺牲的噩耗，朱晓枫既惊讶，又有几分思想准备。“干地下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关于母亲牺牲的经过，她仅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更多的细节无从查考。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朱晓枫一直把对母亲的怀念珍藏在心底最深处。而那段壮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2001年，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

　　照片上，朱枫被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平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朱晓枫的心拧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最后一刻，朱晓枫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她给《老照片》写了一封信，一则想表达对挖掘史料者的谢意，另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牺牲时的细节。

　　经联系，朱晓枫得知，这帧照片的提供者是笔名秦风的台湾著名文史研究者徐宗懋。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徐宗懋在台湾许多单位的档案室里搜寻有价值的老照片。一天晚上，他在一家曾颇具影响力的报社的档案柜底部，发现了一个沾满灰尘的档案袋，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

　　打开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朱枫等人受审和就义的照片便在其中。后据徐宗懋考证，照片本来是要刊登在报纸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于画面太过血腥，大部分从未公布。

　　2003年，在正准备撰写《朱枫传》的南京作家冯亦同的帮助下，朱晓枫和老伴在上海见到了在大陆度假的徐宗懋。也许因为照片的缘故，徐宗懋与朱晓枫等人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

　　谈话中，朱晓枫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寻找母亲遗骨，迎奉她归葬故里。

　　恰逢其时的来信

　　60年了，朱枫的骨灰还在不在？怎样才能找到它？朱晓枫毫无头绪。她只知道，当年母亲是以探望阿菊的名义到台湾的，最有可能为母亲收尸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朴。

　　1949年2月，朱枫在给前夫的长女陈宜的信中问道：“阿菊他们现在不知在哪里，我很想写信给王朴，如果你知道或者他们来上海，你告诉他们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们写信来，有机会到公司来看我。”

　　阿菊大名陈莲芳，虽然不是朱枫所生，但从七岁起就由朱枫抚养，母女感情甚笃。当时，阿菊已跟着身为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到了台湾。而朱枫彼时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党办的贸易公司做财务工作。除了明里做一些贸易工作外，她还兼做迎来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没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给朱枫来信了。信中阿菊说，她刚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妈妈，不过欢迎她去台湾小住。

　　对于当时正苦于寻找交通员的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来说，这封信犹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军在大陆已势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华东局开始着手加紧对台工作。负责人万景光后来被国民党保密局称为“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纠结着各方势力。很多民主人士通过香港转向北平，也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已经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赴台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化名为刘栋平的万景光。这次会面中，一直思想左倾的吴石，接受了为共产党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而万景光则表示会在短期内派一名可靠人员到台，专门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

　　负责联络吴石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要绝对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一时间，万景光为这个交通员的人选大伤脑筋。由于交通员迟迟没有敲定，海峡对面的吴石只好冒险让自己的副官聂曦前往香港传递情报。

　　朱枫所收到的这封信，正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赴台理由。而朱枫本人的履历，也足以让万景光放心。

　　朱枫是浙江镇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小姐，虽然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却并不前卫。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将近20岁的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几年后，陈绶卿染病离世，年纪轻轻的朱枫成了寡妇。每天除了照顾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几个女儿外，朱枫只有“学写兰花，消磨光阴”。虽说衣食无忧，但那时的她却非常苦闷。

　　《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枫可能会像许多旧式妇女一样寂寂无声地了此一生。但民族救亡运动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她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在这一过程中，她还与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晓光走到了一起。从此，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此后的数年中，朱枫一直在党组织开办的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儿子朱明只能寄养在前夫的长女陈宜家中，女儿朱晓枫也早早地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办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朱晓枫对记者说，抗战后期，她一路随着“台少团”来到台湾，而母亲则一直在日伪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为了给书店采买纸张，朱枫变卖了寄存在银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钻戒。

　　“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枫曾两次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遭受拷打，拇指还落下残疾，却从来没有屈服过。”朱晓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