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枫骨灰返乡(图)(4)

　　找到阿菊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从冰封状态回暖，朱晓枫曾试图寻找过母亲的遗骸。她托友人打听到了多年前王朴在警务署宿舍的电话和地址。可友人实地探访发现，那里早已改建成了公寓大厦，线索就此中断。

　　时光荏苒，2003年见到徐宗懋后，当时已经74岁高龄的朱晓枫对他说：“我现在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后来，徐宗懋回忆说，虽然他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参与某种后续调查。他感到压力不小，但面对一个老人的请求，徐宗懋又怎么忍心推辞？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历时七年的追寻。

　　接受朱晓枫的委托后，徐宗懋打算从户政登记着手，寻找王朴。两周后，台北的户籍工作人员过滤出16个“王朴”，最后发现其中一人在年龄和籍贯上很像朱晓枫的姐夫。徐宗懋拿着地址兴冲冲地找到“王朴”。

　　“您是王朴先生吗？”徐宗懋问。

　　“没错，有什么事？”开门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署工作？”

　　“没有！”

　　此王朴并非彼王朴。徐宗懋“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随后，他登寻人启事，写文章，甚至把一个台湾的摄制组拉到南京，为朱晓枫做了专题节目，但这些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转眼两年过去了，寻人毫无进展。眼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朱晓枫感到很过意不去，甚至想就此放弃，但徐宗懋并不灰心。

　　2005年，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阿菊的下落。

　　那一年，陈莲芳(阿菊)已经85岁了。她的先生王朴在几年前过世，如今陈莲芳白天都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在友人的陪同下，徐宗懋在疗养院找到陈莲芳。陈莲芳虽然已经85岁了，但看起来还很精神。徐宗懋开门见山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

　　徐宗懋解释，朱晓枫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老人脸色凝重。当他进而提到继母朱谌之时，老太太马上反应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从老太太激烈的反应中，徐宗懋感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

　　“朱谌之死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徐宗懋问。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件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了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菊，可她却一问三不知，惟一的线索也断了，徐宗懋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徐宗懋在“国防部”的原始档案中发现，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经向“军法局长”陈情，请求领取母亲的遗骸与遗物，以便有朝一日归葬大陆。不久，“军法局”回复，同意陈莲芳的请求：“……据请领取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可不知什么原因，最终陈莲芳没有去领朱谌之的遗物，也没有过问骨灰的处置。

　　从文件中，徐宗懋看到，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遗体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此后便再无记载。

　　陈莲芳没有为母亲收尸，朱晓枫并不怨她。“那种年代，他们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朱晓枫表现出一种只有阅尽世事的老人才会有的豁达。

　　“朱湛文”还是“朱谌之”

　　阿菊没有去领骨灰，追访朱枫遗骸的最后一点线索也断了。徐宗懋几年的寻找搁浅了。迎奉母亲遗骸回家，难道只能成为朱晓枫的一个奢望了吗？

　　转机出现在2010年初。

　　2007年，当《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一书出版后，一位在上海的潘蓁先生曾致电冯亦同，他说自己的父亲解放前夕以教师的名义前往台湾做地下工作，几十年来音讯皆无。近年来，他一直在朋友的协助下寻找父亲的骨灰。他愿意为寻找朱枫烈士的骨灰出一份力。冯亦同当即表示了感谢，但他并没有对这份热心给予太多的期望。

　　没想到，2010年初，冯亦同接到了潘蓁的电话。潘蓁说，他在一份名为《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上看到编号233的无主骨灰罐名为“朱湛文”。“朱湛文”会不会就是“朱谌之”呢？

　　“以前都是连笔，‘讠’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误认为‘文’。”冯亦同说。他马上把这个猜想告诉了朱晓枫和徐宗懋，大家都认为，很有道理。

　　在随后的邮件中，潘蓁提到那份“迁移名册”是几年前辛亥第二殡仪馆为所留存的612个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无主领取的骨灰罐所造的。朱枫烈士的骨灰也许还保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

　　得到这个信息后，徐宗懋托自己的好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专家朱浤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到殡仪馆代为查询。

　　朱浤源教授看到这两个名字后，直觉感到这个“朱湛文”一定就是他们要找的“朱谌之”。

　　2010年1月10日，他第一次来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在管理处的档案中，朱浤源发现“朱湛文”的名字并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虽然有了号码，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无把握。

　　从朱浤源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纳骨塔是一个白色的谷仓型建筑，200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在台湾最冷的二三月间，朱浤源与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三次冒雨上山进入纳骨塔中寻找。经过一个一个地翻检，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写着77号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过望，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宗懋，但此时他并不能确定77号骨灰罐就是“朱谌之”的。因为每一个骨灰罐外都套着编织袋，编号是写在编织袋上的，必须打开编织袋才能确定名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只有拿到家属的委托书，他们才能打开编织袋查验。

　　2010年4月，朱浤源利用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了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得到了朱家的委托书后，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验。可当工作人员打开77号骨灰罐的编织袋后，却发现骨灰罐上写的名字并不是“朱谌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难道几个月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他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朱浤源向殡仪馆管理处反映了情况。管理处的刘处长非常重视，他决定在清明节扫墓高峰过后，对纳骨塔内所有的无主骨灰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错置的骨灰罐。

　　一个一个翻检后，朱浤源终于找到了写着“朱谌之”的骨灰罐。原来承办人员在登记时看错行了，所谓新编77号，其实仍是原来的233号。记者在李扬展示的照片中看到，白色编织袋下的黄色陶罐上赫然写着“朱谌之”三个红字。

　　李扬对记者说，朱教授在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阴气极重，他和雷先生都感到了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谌之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找到她，使她的遗骨可以回到故乡。”

　　朱教授、雷先生和徐宗懋的古道热肠，让海峡对岸的朱晓枫一家非常感动。“如果不是有很强的同情心，谁会愿意翻检骨灰呢？”李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