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新剧团的大型清装京剧《巴山秀才》从同名川剧移植而来,改编、导演、主演均为京剧名家李宝春先生。冬夜,该剧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以一种简约、细腻的南派风情征服了北京的观众。
李宝春是李少春之子,京剧文武老生,曾经是中国京剧院演员,上世纪80年代远赴海外发展,故而,对于中国内地的青年观众来说,李宝春无疑是一个既有些眼熟又完全陌生的名字。李宝春先生在台湾大力发展京剧,移植了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曹操与杨修》,改编了《大破祝家庄》、《十五贯》等传统戏,还上演了《孙膑与庞涓》这样的新戏,引起极大反响,促进了京剧在宝岛台湾的传播。李宝春的父亲李少春被称为“李神仙”,能文能武,还能做唱腔设计,堪称中国京剧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全能型演员,而李宝春在表演上文武并重的同时,能够自己改编、导演剧本,无疑是对乃父才华的继承与发扬。
《巴山秀才》讲述了晚清巴山秀才孟登科为民鸣冤,终成为政治牺牲品的悲剧故事。该剧的川剧版由魏明伦、南国创作于20多年前,在当时就造成极大的轰动。京剧版《巴山秀才》延续了川剧的批判力,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晚清官场的腐败,同时颂扬了百姓的侠义精神。
剧中,孟登科一个小小的秀才,起初胆怯、懦弱,“书呆子”气十足,对政府、官吏抱有极大的幻想,终在官兵血洗巴山,自己告状无门,反而挨了四十大板后,坚定了自己告状的决心。孟登科从始至终,对朝廷是怀有希望的,和普通中国平民一样,渴望清官;同时作为知识分子,他也渴望高中状元、封官加禄。故而,当他以为钦差能够为民作主,同时自己又得到朝廷嘉奖时,他喜洋洋、美滋滋地被诓饮下西太后御赐的毒酒;而“巴山血案”不过是砍了奉命屠城的李有恒的脑袋而已,另外两个主犯——下“剿札”的总督桓宝、诬告巴山灾民作乱的县官孙雨田逍遥法外。
当孟登科第一次上告失败后,他在旅店大发感叹,觉得朝廷昏暗,正义无法伸张,这情怀与“夜奔”的林冲是何其相似。可能父子连心,李宝春在剧目选择上与其父李少春有着相同的审美意识,李宝春的《巴山秀才》和李少春的《野猪林》所展示的都是有识之士对腐朽吏治的幻灭。林冲被逼上梁山,孟登科则枉送性命,皆具有悲剧英雄的味道。对官场的看透,对正义的坚持,可以说是李少春、李宝春父子的共通之处。
《巴山秀才》里,“巴山血案”的始作俑者孙雨田是科举出身,念了那么多年圣贤书,可贪赃枉法,坏事做尽。大字不识的袁铁匠、歌伎霓裳,尽管身份低微,却葆有一颗正直的心。袁铁匠救秀才夫妇而亡,霓裳智救秀才,赠金、偷“剿札”,显示出侠义的情怀。也许,孙雨田初入官场的时候,也曾想做个好官,但中国官场通常是“进去时是有为青年,出来时是和珅”,而清官很难有所作为,不知不觉,青年官吏就随波逐流地堕落了,贪官、昏官当道,官官相护,就像《巴山秀才》中的桓宝、李有恒、孙雨田,如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巴山血案”三人都有份。而桓宝、孙雨田决议让李有恒“顶缸”,也是官场上惯用的丢车保帅伎俩。
“巴山血案”惊动朝野,钦差来到成都,桓宝安排了一系列接风洗尘节目——夜宴、歌舞助兴……这亦是官场常见现象。中央大员时常就在这吃喝玩乐的招待中,顺水推舟卖地方官员一个面子,徇私舞弊,可以说,《巴山秀才》对官场的揭示是十分深刻且生动的。乔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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