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史铁生：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追忆史铁生：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北京798“时态空间”里一如既往的忙碌。

　　1月4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聚会，为了一个从31日清晨就跳跃在无数人手机里的名字。人们捧着花聚集在这里，为的是赴他最后一个约。

　　许多人都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或邮件：“拒绝花圈和挽联，希望大家穿得鲜光，长得鲜艳，不拒绝鲜花(白花除外)和色彩先进的牌匾。”

　　他曾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一天是他的60岁生日，朋友们要给他过生日。

　　最后的聚会

　　挂在“时态空间”门口的海报很显眼，史铁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侧身坐在轮椅上，手臂搁在椅背上，似乎是在招呼客人。海报旁书“与铁生最后的聚会”，这个标题是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亲自拟定的。

　　没有挽联、花圈，有的是一束束散发着馨香的百合、菊花和红玫瑰。四个胸前系着麻质彩色蝴蝶结的少年站在门口，象征“披麻戴孝”，向所有的来宾鞠躬致意。60支点燃的红蜡烛在门口红色铁丝网围成的“悼念圈”内摇摆，“悼念圈”上插满了玫瑰花和黑纸片的祝福。右边是长达20米的整面照片墙，记载了史铁生和朋友们的点点滴滴。大多数时候，他都坐在轮椅上，然而他涉足的世界却不止方寸间。

　　照片上的许多老友新朋从各地赶来，得到消息的市民和媒体们也闻讯而来，宽敞的空间很快被填满。陈希米一刻没闲着，她拄着拐杖和各式各样的人拥抱，说话，拍照，俨然一位聚会的主女人。甚至有人捧着史铁生的书让她签名，她推脱着，迫不得已才勉强着边签边说：“这真不合适，这是他的书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说，陈希米从史铁生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就开始忙，忙着招呼各式各样的人，一直到现在都没闲。房顶很高，她有点冷，又加披了一条围巾。

　　陈希米在发言里说：“史铁生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是朋友多，可是，特别是到了透析多年之后，他却成了朋友们的聚会上最煞风景的那一个，养精蓄锐地等待聚会，刚在兴头上，他就累了，要撤……几乎每次都是意犹未尽。”

　　“今天，我们不用再时时看表，怕他累，怕耽误他宝贵的、少得可怜的用来写作的时间。今天，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力气，和我们一起尽兴，再尽兴。”

　　清华附中的老同学们在这里，作协的老朋友们在这里，各种文艺界的人士也在这里，还有普通读者，学生，甚至有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女孩闻讯从深圳赶来，只因为喜欢他的书。现场秩序井然，人们聊天，叙旧，写留言，看照片。中央的演讲台上，朋友们依次登台说着他们熟悉的史铁生，希米坐在下面坦然地面对摄影机的轰炸，表情平静，时常和人耳语些什么。60周岁的蛋糕静静地躺在一边，扎着红丝带。

　　史铁生的遗体已于1月2日先行火化。好友之一陈国华后来问希米，骨灰怎么处置？希米说：“趁下雨天，在地坛的小树林里刨俩坑，撒了就跑。”

　　这当然只是句玩笑话。从二十几岁开始，史铁生就“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1990年，他写出了《我与地坛》这部感动并鼓励了无数人的作品。现在，一群朋友们拿着史铁生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我与地坛》，希望帮他完成拍电影的遗愿。

　　追思活动的策划者之一徐晓是史铁生多年的朋友，据她介绍，31日当天就决定了要办这个追思会，希米坚持不办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整个活动从讨论到实施只花了3天时间。场地是一个朋友无偿提供的，会场里跑前跑后的人都是史铁生当年的朋友。另一位策划者刘乃康说，原本在现场准备了8个保安，做了50张工作证，就怕场面失控，结果都没用上。“不是我们策划这个活动就表明我们和史铁生关系好，只是我们刚好碰上了，谁赶上了都会办。”他说。

　　当天，在1000公里外的上海，另一场追思会也在复旦举行。作家王安忆和陈村因为无法赶来北京，商议后决定在上海也办一个。“不能去北京，总觉得心里特别放不下。在这里聊聊史铁生，心里会舒服一些。”王安忆说。

　　“有些作家要去走很多路，经历很多事，但他走不了，他在心里走。”陈村说。

　　两地的追思会上都有一首被频繁引用的诗，《永在》。史铁生好像早已在心里描绘过今天这样的场面，他似在和陈希米，也似在和朋友们说：“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历数前生，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所以死与你我从不相干。”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许多几十年前见过史铁生的朋友，都有一个印象：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瘦弱。有一张照片是他扎着头巾，抱着一头牛站在那儿笑，身后就是他插队的陕北清平湾。

　　拍完那张照片不到一年，1971年夏末，因为在一次放牛中遇到暴雨冰雹，史铁生发了高烧，腰腿一天比一天疼。同去插队的校友李子壮在追思会上回忆说，那时的史铁生脾气火爆，远不像后来那样淡然，他跟医生大吼：你不治好我，我拿菜刀劈了你。三十多年后，老李再回插队的地方，那医生已经不记得史铁生的长相，却还记得这句狠话。

　　史铁生回到北京，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北京友谊医院。一年多后，离开医院时，下肢彻底瘫痪，只能由爸爸用轮椅推着回家。那年，他21岁。

　　北京友谊医院是史铁生住过时间最久的医院，12间病室，除去病危者入住的1号和2号，其余10间他都住过。

　　刘乃康认识史铁生是1980年末，因为大家都热爱文学，也因为史铁生爱交朋友，他成了史铁生家的常客之一。那时，史铁生的肾已经丧失正常的排尿功能，只能从身上“造瘘”插管入膀胱，得随身带着尿壶，随时排尿，每天都要将导尿的管子拔出来消毒。一折腾就是好半天。

　　刘乃康记得，那时史铁生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父亲、妹妹史兰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一间小屋里。“房间很小，父亲和妹妹住一间，床用帘子隔开，他自己住一间。”刘乃康回忆说。在他的印象里，史铁生那时虽然生着病，但上身很强壮。他能用手扶着轮椅到处跑，手臂一撑就上了床。他的房间里常常是烟雾弥漫，床上、凳子上全坐着人，就连他的手摇车也不会闲着。他的父亲会在下午定时打豆浆招待他，到了吃饭的点，就煮些面条或买点包子、卤煮火烧一类，说笑声中，全体吃得山响。

　　1984年，已经加入作协的刘乃康和几个写东西的朋友陪着史铁生回陕北清平湾。那是史铁生第一次坐飞机，他高兴地拿出田壮壮送的彩色胶卷叫人四处留影。一路上，刘乃康和作协的熊潮负责轮流背他。当时史铁生的医生给他判的“刑期”是20年，史铁生说他活20年就知足了。刘乃康和熊潮开玩笑说：“那好办，前十年我背，后十年你背。”在黄河壶口瀑布边上，刘乃康背着史铁生，小声对他说：“你丫想死不想死，想死我就给你扔下去了。”他夸张地大叫：“别——”

　　那时候，除了谈论文学、哲学，当时流行的萨特、弗洛伊德，他们只是偶尔谈到死亡。甚至史铁生还未放弃站起来的希望。1981年，后被史铁生尊为文学路上引路人的柳青给他介绍了一位“神医”。刘乃康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晚上，也像这般冷，他和柳青推着史铁生去住在民族饭店附近的“神医”家看病。他们把史铁生抬上床，“我往那一站，神医示意我让开，要‘借气发功’。一堆眼花缭乱的姿势后，他噼里啪啦在史铁生腿上一阵乱拍。”刘乃康回忆，“然后神医问，有感觉没有，是不是发热了？铁生不好说发热了，也不好说没发热，只能含糊其辞了两句。”

　　“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对这个深信不疑，铁生拗不过朋友的面子，都去，理智上他知道他肯定站不起来了，但他不想放弃。”刘乃康说。

　　“他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不是神。”刘乃康说，他记得铁生不止一次有自杀的念头，有一次是1989年初的冬天，史铁生也因为发高烧住在中日友好医院。那是个大年三十的晚上，整个北京笼罩在新年的气氛中，医院不准陪夜，开始清场。刘乃康特意在厕所的窗子上做了手脚，趁夜里没人偷偷翻了进去。“那时候，铁生还没结婚，我陪了他很久。我问他，你真想死么，真想透彻了，这有电门。我就扶着你摸电门，我还真不怕担责任。有两三分钟，他没说话。后来他说，哎呀，你看史兰(史铁生妹妹)那么小，还有我爸。我说，那就别说了，不还有责任么。那还得回去，还得受。他没再说什么。”刘乃康回忆。

　　1997年底，史铁生的双肾完全失去功能，医院告知必须进行透析治疗。接受长期血液透析治疗前，首先要在手腕或手臂处施行小手术，使动脉及静脉连接起来，称之为"内瘘"形成术。但那次手术并没有做成。刘乃康和张铁良(史铁生的清华附中的同学)从医院把他送回家，“一路上他和陈希米叨唠着，还不如嘎嘣死了。希米急了，你别胡说！你死了我怎么办？”

　　那段时间他很敏感，他不知道透析的前景如何。“那时他们家养了一条金鱼，金鱼死了。我们都不敢当着他面说金鱼死了，赶紧去市场上买了条一模一样的放回去。”在送他回家后，另一个临时帮他料理家务的老朋友偷偷地告诉他们。

　　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史铁生想了很多。他曾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卓别林主演的《城市之光》将史铁生从“渴望死亡”的精神压力中彻底拯救了出来：片中的女主角想死，她把煤气打开了，卓别林扮演的男主角发现后，关掉煤气救了女主角。女主角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想死，这是我的权利。”这时，男主角只说了一句话：“你急什么？大家早晚不是都要死吗？”

　　这句话让史铁生茅塞顿开。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生病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

　　1997年开始透析之后，史铁生的脸色已经不如以前健康了，但仍然有力气，从轮椅到车上，只要把车门打开，斜着45度角，把车门对上，他用手臂一撑就能上去。

　　透析之后，相熟的好朋友们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他每周三次透析，透析完的当天，浑身是没有力气的。只有第二天上午清醒些，能写点东西，第二天下午又不行了，必须躺在床上，等待又一次透析。”邢仪说。邢仪是史铁生当年清华附中的校友，也是和史铁生在同一个大队插队的女知青，现是知名的知青题材画家。这帮清华附中的同学们一直陪伴在史铁生左右。

　　史铁生朋友很多，在一篇小说里，他曾骄傲地自诩交友冠军。从小时候的同学、老师，到小工厂的同事、伙伴；从插队的哥们儿、同学，到作家圈和社会各界的文学青年们，他的小屋里常常挤满宾客。但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精力、时间的限制，是一个病人不得不心平气和承认的事实。

　　“早年史铁生的父亲为他把门，看到陌生人就关门，”刘乃康回忆，“但是这一招并不奏效，他一听敲门心里就不踏实，老是觉得，要是人家大老远来的呢？”

　　尤其是他《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后，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受不了，只能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

　　刘乃康回忆，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贴条。徐晓在书里回忆说，他院子的门上贴着“敬告来宾”的字条，内容大意是：史铁生愿与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规定时间来访者，恕不开门。他的房门上贴着“来客须知”的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的轮椅上，写字台上，书柜上贴满了这类字条。

　　2010年，邢仪邀请史铁生夫妇去自己在顺义的画室玩。 “他那时候因为长期透析已经没力气了，原本健硕的上身开始干瘪，胳膊没有力气，连开个瓶盖都要希米帮忙。”有个出国的同学，给他从瑞士弄了一台小型吊机，用机械爪每天把他从轮椅“抓”上床，再把他从床上“抓”上轮椅。他已经无力自己完成这些动作了。

　　2010年初冬季最寒冷的时候，也曾传出过史铁生病危的消息。

　　那时候他是患了肺炎，透析的时候，史铁生眼见血塞把透析的液管堵住，血当即变黑，血液不流了。春节过后，邢仪和一帮老清华附中的同学去医院看他，他看起来很虚弱，气色很差，但大家都很高兴，和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说：“就看今年冬天了。”

　　2010年夏天，邢仪又一次将史铁生接到她的画室，他更虚弱了。手臂因为长期透析需要扎针肿着几个乒乓球大小的包，脸色是灰黑色的。因为透析的并发症，他感觉浑身疼，胳膊不停地甩，坐也难受，躺也难受。

　　夏天很热，画室没有空调，只有个大风扇，大家都受不了。史铁生穿着厚厚的夹克反而觉得冷，要求到院子里去晒太阳。“他说不在阳光下，就会觉得非常冷，是从心里往外的冷。阳气没有了。”邢仪回忆，“他的气不太接得上来了。说一句，喘一句。声音越来越低。就我们说，他听着。”

　　于是，同学们围成一圈站在他身边，他躺在画室中央的沙发上听他们唱歌说话，希米在旁边撑着他的身体以防他倒下去。史铁生突然说：“你们看这样像不像遗体告别？”

　　不知不觉，他睡着了，十分钟后他猛地醒过来，孩子一样拉着希米高兴地问：“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因为身体疼痛，他很难睡着觉，哪怕睡着一会儿，都高兴得不得了。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写道：“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天国赤子

　　朋友徐晓记得，史铁生刚得病时被人嘲笑，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他们同归于尽；几年后，再有人嘲笑，他有的不再是恨，而是怜悯。在《半生为人》一书中徐晓回忆起史铁生：“提起他的境遇，人们往往会想到一个夹着纸烟，闷闷不乐、敏感而又古怪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不属于他。只要见过他笑的人，就绝不会认为我的话有丝毫的夸张——他笑起来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像是对某个恶作剧彼此心照不宣似的——你绝不可能在他那个年龄的其他作家的脸上看到那么单纯而又灿烂的笑。”

　　王安忆说：“史铁生是最有权利去控诉这个时代的人。但他的人和文字却从来没有过一丝愤懑的情绪。”在王安忆看来，无论是《我与地坛》还是《务虚笔记》，史铁生笔下的文字永远是平静舒缓的，和他的性格一样平易近人。

　　2004年春天，史铁生造访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有一天王安忆、陈村和史铁生夫妇一起去新天地吃饭，一家饭店的服务员以厕所在二楼为由将坐轮椅的史铁生拒之门外。“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粗鲁，我当时就特别生气，但铁生却一直很平静。”王安忆说，“我当时就在想，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时时刻刻都在遇到，他又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呢？”

　　“史铁生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可是和他谈话要辛苦得多，他会进入一个玄思的世界，因为他是没有什么外部生活的，所以你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但是很有乐趣。但这些玄思，是否能帮助他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呢？”王安忆说，“史铁生的写作和自身的存在关系是那么紧密。对他，死亡是临近的。问题是他是怎样度过这每一天，而且每一天并不是愉快的。

　　《收获》杂志副主编肖元敏十分感怀于史铁生的善良：“这几年，这文坛，这社会，那么浮躁，人也不是当初的这个人了，而史铁生还是我几十年前认识的那个人。现代人的毛病，他真的一个都没有。”

　　有这般感触的不止她一人。“他是一个天国赤子，”原先80年代也常爱往史铁生小屋跑的徐小斌评价：“他对人特别善良。他可以说是特别倒霉的人了，我那时小，不懂事，有点儿不痛快都爱和他说。后来一问大家都这样。”

　　徐小斌觉得他“有心理咨询师的潜质”，特别能开导人，抓住困难的症结，“其实他是最需要这些的，反而他自己忍受痛苦，有什么不痛快都消化了。”徐小斌说。

　　病魔也没能阻止史铁生对生活的热爱。徐晓在书中回忆：“他患尿毒症住院，高烧连日不退，大有活不下去的危险，他躺在病床上，想的全是吃，把生平能想到的东西像过电影似的过了一遍，可惜筛选出最想吃的是猪蹄。”

　　“煮好的茶鸡蛋放在桌上，他一会儿吃一个，压抑了又压抑，还是能连续吃六个而不觉得满足；买来的豆腐丝，还没等做成菜，他就一撮一撮全抓着吃了。无奈，怕他吃坏了，他父亲只好像防猫或防老鼠一样把吃的东西紧着收起来。”

　　哪怕到了这两年，他身体已十分虚弱的时候，他仍然能和人兴致勃勃地讨论吃。从牛街的羊肉，白纸坊的酱牛肉，到常营回民乡的李小老烧饼，好友谢候之在博客里回忆他：“走不成动不了的，哪有好吃的，门儿清。”

　　如今这一切已经逐渐远去。北京的追思会上播放了一段视频，史铁生拿着DV，拍门口的铁栅栏，拍斑驳的树影，拍房檐上滴落的水珠，拍冬天的大雪，他孩子气地让陈希米绕着小花圃一圈一圈地走，春、夏、秋、冬在他的镜头里流动。

　　在《最后的练习》中，史铁生写道：“出生以前，太阳已无数次起落。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卷土重来。”

　　文/华琪,王奇婷 图/肖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