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传播科技与人文考量

　　传播的媒介形态实质上不是中性的，它的功能除了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也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物联网和 web3.0带来的视野。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客观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达能力，而公众能够更为直接地感知客观世界的情态展现的时候，以新闻记者个人观察及新闻机构观察构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单元，是否将显露出巨大局限？”

　　“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最重要的是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客观世界日益拥有了主动表达能力，更多的客观事物将加入到人类的信息交流体系之中，整个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将形成全新的信息交流系统。”(高钢，《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

　　受众与媒介的新型关系。新闻传播学的很多问题已经不能在原来划分的范围内得到回答，打破学科内不同领域的界限，甚至打破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新的思考方式。例如在多种新媒体渠道下关于“受众”认识已经需要调整，信息传播的迅速、广泛和其“草根”性质，再造了受众的权力(指具有无形的社会性质的力量)，形成了受众与媒介的新型关系，受众拥有了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的某种权力，乃至形成社会主导意见的权力。

　　怎样看待数字化世界的真实与虚拟。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现在已经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解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在虚拟世界驻足的时间越长，在现实世界驻足的时间就越少；在网络等虚拟世界中越是想让大脑和眼睛获取“无限”信息，人的身体就越是被禁锢在极为有限的现实空间中，甚至就在一把椅子上。真实中的不真实与不真实中的真实，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在一般的观念中，真实意味着可触、可测、可检验，反之便是不真实。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通，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中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重新阐发。

　　以人文的思路质疑新媒介环境。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亦敌亦友，如果仅仅从技术，从传媒业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在方法论上需要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最近几年，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使用眼动议来观察测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间的变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MMN实验)，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这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这个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有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回归(或叫“重温”)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

　　作者：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