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最后的岁月:“我要告诉你……”

　　桑塔格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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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文坛女斗士苏珊·桑塔格17岁与相识仅十天的老师“闪婚”，19岁生下儿子戴维·里夫。当天才遭遇病痛和死亡时，依然能够在“忧伤之谷，展开双翼”吗？在《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戴维记录了母亲第三次罹患癌症后接受治疗直至去世的痛苦经历，饱含着怀念、反思与自我拷问。

　　蒙帕纳斯：最文学的公墓

　　我母亲安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如果你从位于爱德加举纳大道的大门进入，就会发现，当你朝我母亲的墓走过去的时候，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墓几乎就在你的右边。塞缪尔·贝克特留下的东西都埋在一块朴素的灰色花岗岩墓碑下，一百米开外那块乌黑发亮的墓碑下面埋的就是名叫苏珊·桑塔格(1933-2004)的美国作家的尸骨，不管它原先曾是什么，现在都只不过是用防腐药物处理过的遗体所剩之物。我母亲的友人、作家埃米尔·齐奥兰的墓在另一个方向约两百米处。萨特、雷蒙·阿隆，以及波德莱尔也都葬在那里。

　　这些墓不难找到，因为公墓入口处有示意图告知游客这些名人墓地的方位。简单地说，蒙帕纳斯是最文学的公墓，一座名副其实的帕纳塞斯山。当然，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除非，你相信魂灵，相信基督教有关复活的那种童话故事——原因很简单：刚才提到的那些男男女女再也不存在了。我们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和北岛一起说“一个人的思想，只要说出口、写下来，就会形成另一种生命，不会随着肉体一起被消灭”。

　　她始终生活在未来

　　翻看母亲诊断前那年拍的照片，她的气色中有种东西，面如死灰、苍白，她的表情里也有种东西——“痛苦”这个字眼根本不足以描述它，尽管她的眼神里流露出痛苦——似乎快要喊出她有麻烦了。但是，我当然不清楚是否她的病事实上已经那样显而易见，抑或是我把这些感觉注入了她的照片之中。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有关MDS(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的网页上认为“皮肤比通常的苍白”、气短、发烧、乏力、易出现淤伤、流血，这些都可能是MDS 症状。可这些也是很多疾病都表现出的症状，而不仅仅是癌症，况且，她的举止非但不像是有病，而且，她当时忙碌的日程安排得比平时更满了，她一如既往地精力过人，旅行、演讲、写作，去燃烧她对戏剧、舞蹈和电影的激情。年龄只是她一半的人(她越老，就越喜欢和比她年轻得多的人待在一起)，几乎都跟不上她，这让她心里乐开了花。后来证明这是她最后的幸福时光，是否不该这样挖苦？也许可以引用作家沃德豪斯那句话：“命运怎样躲在人背后，正悄悄地把铅灌进拳击手套”，事实就是如此。我是否要把某种特别的意味添加到她最后岁月所表现出的强烈激情上，仿佛她冥冥之中预感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尽管她怕死，但是，她生活得就好像还要活很长时间。不仅在生日被迫思考人总有一死的时候，她越来越频繁地说她想活到一百岁。她过去常常对我讲，她做了太多不想做的事情。现在，她终于准备做她认为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要写更多的小说，她需要时间来做。命运与拳击手套，也许，这个别出心裁的说法根本没有什么挖苦的意味。

　　她始终生活在未来。在极不幸福的童年时代，她幻想着未来长大成人的生活，不再受到她觉得是那么疏远的家人的束缚。在她和我父亲那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变得一团糟而只好黯然分手的婚姻中，我相信她幻想着在纽约过上自己独立的生活———一种作家的生活，而非她曾经历过的学者生活。所以，我一再看着她生命的轨迹，看到将来时总是挤走现在时。然而，甚至是很小程度上向死亡妥协，唯一一条途径，就是生活在现在。如果你看戏看到第三场却还在期待接下来的两场，那么，曲终人散的前景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你不甘心。不管怎样，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才愿意思考死亡。即使在她生病的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旧对记录一家家饭店名、一个个书名、一条条引文，制订一个个计划和旅行日程感兴趣；这一切我当时均理解成她在为另一个将来而战斗到底的方式。

　　在任何逆境中都有可能存在例外

　　我母亲活了71岁，她一辈子都几乎相信，自己能够走出一个个逆境，不管它们看起来有多么艰难。在这一点上，正如她生活中许多方面一样，她一直很坚定，从小到老，一贯如此。尤其是童年(关于童年，她常说自己觉得“没人要、没人疼”)一直是抗争和抱负的试金石———对她而言，克服困难和树立志向这两点从来都是无法完全分开的。“我童年时代最早做出的决定是，”她在日记中写道，“上帝保佑，别让他们抓到我。”她又写道，这对她是一个“不被伤害的绝对的决定”。

　　显然，她并非指受到病痛的伤害，尽管她小小年纪就被哮喘折腾得够呛，而是指不被她母亲和继父伤害；她母亲的冷漠和阻拦的本性始终纠缠着她，挥之不去；她那乐天派的、战斗英雄继父(她生父在她4岁时卒于中国)对她绝无恶意，但老跟她说，如果她想嫁个好丈夫，就不该看那么多书。我母亲自己一直坚信，不去理会传统的常识，凭着活下去的意志，受到打击重新振作、克服所有艰难险阻，就是这种意志让她树立起一个悖论性的信念：自己是个幸运儿，即自己在任何逆境中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例外。她有时告诉我，这也让她长大成人后成了一个敢于冒险的人。

　　1975年，她查出乳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17个淋巴结了。当年在南亚利桑那州还是个孤独的患有哮喘病的10岁大的孩子时，她就倾注了很多心血，努力使自己成为梦想的那种人，这时候所有的努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病后十年间撰写的《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里，她不无自豪地回忆到她“驳倒了医生们的悲观主义观点”。

　　那时候，医生对癌症病人撒谎还是常见的做法。如果他们希望说明病情真相，通常选择将所有的坏消息告知家属，而不是病人。当然，即使是那个时候，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一些美国内科医生正在认真考虑当时看起来是革命性的理念，即今天被列入美国医学院常规教学内容的病人的“自主权”和“知情同意”。这样做有效无效则是另一个问题。但当时总的来说，大多数内科医生关于病情真相讲到什么程度、对谁讲都遵守一套潜规则，这使得百分之九十的美国肿瘤学家在一份问卷调查中承认，他们不会对他们的病人讲他们得了癌症。

　　垂死的日子过得像慢动作一样

　　治疗对我母亲而言，其效果几近不可忍受。她在日记中描述自己“是如何每周两次拖着身子回到医院，把我那费解的身体交给格林医生或布莱克医生(这些当然都是化名)，这样他们就能告诉我关于我的状况。一个医生把我的身体推过来又拉过去，在上面指指戳戳，欣赏着自己的掌上功夫留下的杰作，即我身上巨大的伤疤。另一个医生给我体内灌满了毒，目的是杀死我的病，而不是杀死我。”她的胡思乱想是痛苦的。“我感觉像越战，”她写道，“我的身体在侵略、在发动殖民战争。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我还得高兴。”

　　更准确地说，她是学会了高兴。也许她感觉与众不同，但她的语气中却没有一丁点胜利的味道。相反，她在治疗期间记的所有日记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她觉得自己垮掉了。“人们说疾病使人变得崇高，”她写道，“我可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我连自己都不懂自己了。”

　　刚生病时，尽管在理智上她可能非常排斥，但在情感上，她接受了心理学家威廉·赖希的旧观念，即癌症主要是性压抑的产物——正是这一观点使得诺曼·梅勒用刀子捅了他妻子后吹嘘“我以这种方式驱散了许多癌症”。“我感觉我的身体抛弃了我，”她写道，“我的精神也抛弃了我。因为，我有点相信赖希理论。我对自己的癌症负责。以前我活得像个懦夫，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怒火。”

　　除了最后几小时，母亲死得一点都不安详。很受罪，很缓慢———对我来说，她垂死的日子过得像慢动作一样——而在此过程中，被剥夺尊严的又岂止是我母亲一人？

　　“我要告诉你……”

　　她去世后不久我在清理她的个人物品时，在她钱包里发现了厚厚一叠卡——博物馆的会员卡、航空公司旅程积点卡，以及餐馆名片等等。钱包本身不啻为将来一系列的旅行日程安排。这些日子，我在走过母亲去世后纽约拔地而起的那些楼宇时，有种想法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想：“她会多么憎恨这一切呵！”或者，“真遗憾！她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她要看到的话，该会对它感兴趣的。”要是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则对一家新开的中国餐馆的评论，就会想她会怎样把文章剪下来，然后去光顾一下。要是她喜爱的某个剧组马上就要开始新一季的演出，我就会想：“我无法相信她不会在这里看演出。”

　　去世前一天，她问：“戴维在吗？”她双眼紧闭，已经不跟周围任何人讲话，除了叫人帮她在床上翻个身，或者叫人给她点水喝，要不就是叫护士。但此前她一直说话很多，声音低低的，似乎是自言自语，讲她的母亲，讲她早年酷爱的约瑟夫·布罗茨基。

　　“在，戴维就在你床边。”我听见有人说。

　　母亲没有睁开眼，头也没动。我以为她又睡过去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说：“我要告诉你……”

　　她就说了这些。她一只消瘦的手打了个含含糊糊的手势，就垂到了床单上。“我要告诉你……”就是我母亲最后对我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