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为名著翻案:《金瓶梅》作者是黄岩人蔡荣名(2)

著名作家凌鼎年（中）向国际金瓶梅研究会赠送太仓文化书籍。

首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全程电视录像制成三集电视资料片。

　　“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

　　徐仁达和赵颂平在《金瓶梅》的研究中，还对“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作了论述。一是“主要影射讽刺对象新说”。《金瓶梅》在社会上流传以后，人们早就看出它是一部“指斥时事”的书。可是几百年来，人们只知道书中影射讽刺谩骂的对象是严嵩父子。可是，学者们在研究《金瓶梅》时发现：王世贞虽然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但是，王世贞已经利用创作戏剧《鸣凤记》，把严嵩父子骂够了。在《金瓶梅》中，王世贞要骂的不一定是严嵩父子，可能还另有其人？学者们在研究王世贞时还发现，王对张居正也积怨颇深。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年进士，张居正掌权时拉笼王世贞，因政见不同，不相为谋。此外，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个人恩怨。

　　王世贞恨张居正，在他的作品中有攻击张的蛛丝马迹。《金瓶梅》创作时，虽然张居正已死，但王世贞的文学地位以及他的修养都决定了纵然对张居正有诸多不满，也不便公然指责这位故去的内阁首辅。于是只能请自己欣赏的蔡荣名通过隐姓埋名的方式进行《金瓶梅》的创作，抒发对张居正的愤恨之情。作者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挖空心思地将“张居正”写进《金瓶梅》中，进行无情地鞭挞。张居正可不比严嵩，为此唯有把作者姓名隐去，方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发现《金瓶梅》影射讽刺的主要对象为张居正以后，《金瓶梅》中有些谜题，如作者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的原因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是兰陵笑笑生笔名新解。在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中，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中国人重乡土观念，在署名时挂上郡望（即籍贯），可说是中国古人的通例。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兰陵当作地名，但结果是无论山东苍山县兰陵镇，还是古时曾名兰陵的江苏武进县，山东峄县，都找不到笑笑生，也就是说只有兰陵而没有笑笑生。兰陵不是地名，哪是什么呢？“蔡说”认为：“兰陵”是酒的代名词，就像“杜康”一样。那么笑笑生呢？学者们认为笑笑生是同音假借，小生是南戏中的男主角，“笑”黄岩读音近于小，笑笑生即小小生，也就是现在说的小青年。“兰陵笑笑生”就是嗜酒的小青年，贱称酒徒。这里要说明的是，嗜酒现代人认为是陋习，称为“酗酒”，而古代人可不这么看，喝酒是男子汉的本色，就像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个个烂醉如泥，他们的嗜酒轶事，历来都被人们传为美谈。

　　“蔡说”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明代黄岩人蔡荣名，他以兰陵笑笑生为笔名，以酒徒自诩，是其性格使然。从蔡荣名存世的诗集《芙蓉亭诗钞》中可以看出，蔡对大文豪王世贞十分崇拜，以能得到王的赏识为荣。由此我们推断，兰陵笑笑生是蔡荣名从王世贞的赠诗中得到启发而拟定的，王世贞诗曰：“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去，古义为离开，陶陶，快乐的意思，陶陶酒人，即快乐的酒徒，也就是说你离不开一个快乐的酒徒的本色。蔡荣名就以笑笑对陶陶，以兰陵对酒人，兰陵笑笑生，也就是快乐的酒徒之意。

　　《金瓶梅》作者蔡荣名精通古文辞，还可以用古文辞破译兰陵两字。《尔雅 释草》、《说文解字》解释：“兰，香草也。”“陵，草名，苕，陵苕，一名为陵时（现在叫凌霄花）。”“蔡，草名。”原来，兰、陵、蔡都是草名。因此，作者挑了兰陵作谜面，蔡为谜底，让后人射虎。《尔雅 释草》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草的花谓之荣，这句话说的多好啊，如果兰陵两个字，“兰”诠释为草名的蔡，“陵”亦当做草名，草谓之荣，草名谓之荣名，兰陵就是蔡荣名，兰陵笑笑生就是蔡荣名笑笑生。

　　如何正确阅读历史名著《金瓶梅》

　　作为《金瓶梅》国内研究的发起者之一、著名金学家田秉锷教授说，由于吴晗的一些看法，使得“王说”冷却了五十多年，而这次研讨会对王世贞生平的考证、与仇英的关系等探讨都为“王说”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证据。田秉锷教授同时提出了对《金瓶梅》研究的方法问题，即将《金瓶梅》与《水浒传》相参照，《金瓶梅》脱胎于《水浒传》，却不同于水浒情节。《金瓶梅》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描写个人生活的作品，成为反映社会风情、人物、节日、民俗、衣饰、饮食、方言、美学等研究的生活大百科全书。特别是书中劳动人民生动丰富的原生态语言，完全是作者贴近生活，身临草根环境中的真实记载，这是后来的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对《金瓶梅》这一文化遗产有过许多不公正的评价，有些朝代还将其列为“淫书”和“禁书”。对于这部作品，田秉锷教授建议将之作为社会悲情小说来阅读。《金瓶梅》反映的是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而书中主人公醉生梦死、超前、过度享受生活，却因为找不到与之相应的社会土壤而产生了深重的精神危机，而危机的最后结果则是面对悲情和死亡。真正能读懂《金瓶梅》的人，会因恍然大悟而吓出一身冷汗，能跳出书中对性生活的描写，领悟作者警示后人不要“乐极生悲”，“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却有享不了的福”，告诫后人“要高度自律，不要沾染致命的恶习”，“不要在顺利时得意忘形，不要因头脑发热铸下大错而导致亡身、亡家和亡国”的良苦用心。为此，田秉锷教授呼吁读者用阳光和健康的心态阅读《金瓶梅》，引导读者正确对待两性平等，尊重妇女，积极探讨《金瓶梅》的教化意义。

　　《金瓶梅》学研究方兴未艾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金学家许建平表示，这次研讨会是由在美国的文化组织国际金瓶梅研究会与国内的《金瓶梅》研究学者联合推动，除了在学术上有突破性进展之外，在形式上还突破了传统研讨会的固有模式，开启了《金瓶梅》研究的新时代。海内外学者的积极互动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交流中西研究成果，推动了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该模式也为中国庞大的作家队伍与学术研究队伍如何实现与国际接轨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为中外学者共同构建学术平台，实现学术对接，为将来金学甚至是其他学术研究，提供了开门进行学术交流的新思路。

　　许建平教授说，江苏太仓学者吴骏介绍了王世贞之父王忬被处斩的内幕，以及王世贞进入中年后文风大变的原因。这些重要史料的发现，都可以认为这次研讨会对于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与会者认为，国内外对金学研究正方兴未艾。《金瓶梅》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其作者研究难度最大。目前，金学研究分化出学院派和地方学派两大不同的发展支脉。今后《金瓶梅》的研究可把握以下原则，对“蔡说” 的论证才刚刚开始，有必要进一步收集材料，完善论证。例如：蔡荣名为什么去王世贞家里？王世贞为什么选择蔡荣名？他们之间的协定创作有何证据？《金瓶梅》影射的对象究竟是何人等等？《金瓶梅》的重要特点是地域性明确，主要是指运河流域商品经济发展和市镇的民生百态，在作者成书的过程中留下了南北镶嵌的创作痕迹。地方学派往往热衷于对金学的方言研究。而对于方言的研究，还应注意人口迁徙导致了方言的复杂化。要界定方言的特有性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言风貌，以及创作者的个人经历，是否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区域的方言。

　　许建平教授高度评价研讨会的支持者徐仁达先生，感谢他作为一个实业家对文化事业的热忱。实业和文化并非泾渭分明，相反，实业与文化的联姻，可为文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得文化打破了精英垄断的界限，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从而获得更长远、更鲜活的生命力。这种民间学术力量的参与是文化产业化的一种进步标志。

　　北京诗人舒子原、福建学者曾筱霞等认为，目前《金瓶梅》研究的地方学派出现了这样一个误区，便是研究作者的目的在于为地方经济服务。为改变这种情况，今后的研究可以以作者研究为切入，深化研究《金瓶梅》的美学和社会价值等，开拓金学研究的第二战场——让《金瓶梅》健康的被认识，健康的传播，为金学研究的可持续进行铺展道路。

　　与会专家学者特别感谢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纽约商务传媒集团董事长冰凌先生为本次大会作出的不懈努力，感谢他以“兼济天下”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冰凌表示，《金瓶梅》研究是一个值得长期推广和深挖的宝贵文化资源，“蔡说”提供了金学研究的新角度。下一步我们将编辑出版《国际金瓶梅研究丛书》第三卷和《首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电视资料片，然后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和首发式，让海内外更多的金学爱好者共享《金瓶梅》研究的成果。（邹德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