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顽童”张大春：武侠没有“应该的”样子

南方日报记者陈祥蕉实习生周渊

　　当代华语文坛优秀的作家之一张大春近日携其扛鼎之作《城邦暴力团》来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这部被誉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的作品，10年前在台湾出版就引发华语文坛轰动，历经3年的接洽，终于由世纪文景夺得其内地版权。这本书讲述了1949年以后内地迁台一代人的生死恩怨，也试图重述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真实历史。倪匡更是将其誉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最近，他与王家卫合作，编剧大众期待的《一代宗师》。他谦虚地说自己是陪练的，“他就像个拳王，我就是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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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侠没有一个“应该的”样子，它可以各种各样

　　张大春出《城邦暴力团》，最初源于1999年的一张碟，他那是每天在电台主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其中一小时给《城邦暴力团》说书，碟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城邦暴力团》，怎么说也说不完”。《城邦暴力团》是张大春的代表作，故事始于1965年，隐居台湾的漕帮帮主万砚方因触怒“老头子”(蒋介石)离奇被杀，“竹林七闲”其余六老神秘失踪。多年后书呆子张大春意外读得七部奇书，误打误撞拆解谜团惹来杀身之祸，奇侠逸士出手相助又揭开更多真相。很多人问小说里的“张大春”是不是作者本人时，张大春表示：“我多半都不承认，但是不承认不表示不是，就像承认也不表示是一样。”

　　在谈到《城邦》的出版故事时，张大春说该书是一部先有书名后有内容的书，“12年前一个台湾城邦集团的朋友想让我写本书，我正好在撒尿，一边接电话我就随口说叫《城邦暴力团》好了，我脑中浮现十五六岁青年从五层楼上跳下来落到地上的意象。”这一跳，58万字的故事就此展开。

　　张大春的文学实验之旅，从历史小说、古典小说、文学理论到散文随笔，这一次朝着自己觊觎已久的武侠小说进军，他的武侠不同于以往，更不拘于传统。他在早期的短篇小说《富贵窑》和《欢喜贼》中就已小试牛刀，更透露今年接下来的计划是要写《欢喜贼》系列的第三部，“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想这个第三部应该怎么写，后来我想通了，就是用一个考古队发现的历史遗迹来说当时的战争。”

　　至于这次的《城邦暴力团》，它以武侠小说的“身份”获得了业内的一致好评，张大春对此却依然抱着“实验”的心态：“武侠到底可以写成什么样，大家还没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在想武侠应该是什么样。我是反过来的，我觉得武侠没有一个应该的样子，它可以各种各样，当作品模糊化之后，武侠就更大一些，比如人所重视的价值，比如中国传统的忠义，还有‘信’。慢慢的这些价值被扩大了，到了金庸这里还加入了爱情之类的，为了很多小承诺可以杀人、牺牲。所以在武侠小说内部被伸张的价值已经在不断扩充，我只是把场景从悠远荒渺的古代拉到了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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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金庸之后最伟大”，不知金庸高不高兴

　　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始于《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他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对各类文学实验不遗余力，并自称“小说匠人”，得到大陆读者和媒体的高度认可。特别是《小说稗类》一书，由庄子始，张大春炫技似地学舌马奎兹、戏仿司马中原……极尽耍痞嘲弄之能事。难得他如此杂学百家、博古通今，更难得有如此清晰的架构，梳理出独特的小说观。

　　此次《城邦暴力团》向武侠领域进军，创造出其魔幻的现代新武侠，日前看到各路文坛名家纷纷盛赞这部小说。倪匡更是将其誉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对此，张大春回应：“他是最伟大的朋友，但我不知道金庸高不高兴。我想首先金庸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规矩的武侠小说传统，倪匡的话大意是说我跟着这个传统。”

　　除此以外，华语文学圈内的内地名家都对“文学顽童”张大春抱以赞赏之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张大春便与内地的诸多作家有了不浅的交情，王安忆就曾说过张大春写的东西传统很浓重；阿城也曾说过有些小说一打开来就有扑鼻而来的小说腔。张大春则对华语小说做出了“中文写的西方小说”这样的评价，他说：“我觉得写小说就像小说，只不过如果固定在新文学运动之后输入的西方小说，所谓翻译来的，现在大部分华语小说都是用中文写的西方小说，那个规格、腔调、用语、情节的铺设，悬疑，叙事的修辞，每一个面向来看我们都是用汉字写西方小说。极少数的例外，比如金庸的小说，他是比较接近中国小说的；我比较想要把中国的笔记、章回、甚至有些是戏曲里面的元素放进现代小说里面去，如果王安忆指的是这个，我还算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戴上这个帽子不会太不合理，但其他方面就不好说，好朋友难免会有些过誉之词。”

　　除了这些文学名家们的盛赞，张大春则向我们提到了他最得意的一次读者反馈经验。“我比较得意的一次读者反馈经验，是有次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出来一个读者认出我，跟我说你的《城邦暴力团》是最恐怖的小说，他说我看过之后随时怀疑我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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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认为“逃”是负面的东西

　　张大春是非常典型的眷村二代，朱天心这样描述他：也有小兄弟在看书……是张大春，所以我们顶好快步通过，免得遭他用山东粗话噌，是啊！他打小就是这个样儿……台湾的知名作家，很多都有着浓重的眷村情节，字里行间流露出阵阵乡愁，眷村气息扑面而来；说起眷村生活的幸与不幸，张大春表示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去混帮派，没有杀人放火，却不能说眷村的经历为未来事业打下某种基础而幸运，“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单一的成长经验可以和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生比较，也就是说眷村生活经验幸与不幸，我不知道应该跟谁比。”

　　《城邦暴力团》，说的是逃亡的故事，而且是置于历史背景下的大逃亡；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从单纯地撤离故国，到人生意义上的种种逃离，张大春的作品里关于逃的意象非常丰富，他如此阐释：“整个台湾在1949年是一个大的逃亡，不断在内缩，本来还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到了80年代以后已经被打得没有了，但是逃是有另外的意义的。当整个社会都是逃来的，又被整个社会先来的逃亡者融合一下，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被全世界驱逐的‘孤儿’。回头来看，逃不能只引发一个思维，逃的譬喻拉开了，分别有两三个层次，第一是‘隐遁’，中国有很长远的‘隐’的传统；第二就是‘挫折’，不断在人生中受到挫折而崩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的教养很想流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像我很想跟我的子女讲道理，他们都不听，我怎么教他们就怎么躲，但是这种逃离我的状态，我身上也有，我父亲要教我我也不学……这个逃就变成一代一代传承的隔离，作为写作者我还可以给出三到五个逃的含义，但是干嘛要剥夺读者的乐趣呢？慢慢看，你会看到很多个层次的逃亡，到最后逃具有很积极的效益，到最后逃不是为了压迫和掠夺，而是要让出一个距离去产生新的世界观。”

　　“逃”的话题，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同为台湾知名作家的龙应台，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用一种悲戚的笔调写颠沛流离、生死离别，同样是“逃”，这其中是否有着某种隐喻，张大春却急着将两种“逃”撇清。“我从来不认为逃是负面的东西，中国的思想史最早推崇逃的是巢父和许由，《庄子》和《史记》里面推崇逃的也完全是正面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所有不容我去思考的公共价值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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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王家卫当编剧，“他大概只会用我的几个标点符号”

　　多年前张大春发誓决不为电影写剧本。但去年他打破誓言，与王家卫合作，编剧《一代宗师》，这次《城邦》出书，王家卫投桃报李，请张大春挑了一则他拍的青帮故事的剧照，做成明信片在书中以飨读者。

　　张大春与王家卫的渊源由来已久，去年开始大量的互动，“我们通邮件有81封，他也回了81封，但是里面我不定每次传多少戏给他，而且不断在翻修，不断推翻之前写的内容。”张大春笑言他们的合作像是打乒乓球，又像是练拳击，“事实上这样的合作也不像打乒乓球，我打他不接啊，可是我一定要打，也不能说我是他的编剧，只能说我是他的朋友，真的要做他的编剧太划不来了，他大概只会用我的几个标点符号。”

　　而与王家卫的合作，令“文坛顽童”张大春也感到非常有意义。王家卫有了不起的拆解能力，张大春则有源源不断的新想法，“王家卫有很了不起的能力是拆解，给他什么都能拆开了，锱铢必较，拆的结果是他形成了自己的主干和思维，但我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写作的人总觉得这是个成品，我们总在期待书出版装订，但王家卫的工作不一样，他还很鼓励我把我们之间的合作写一本书，这种合作对我的价值是我可以更实际地相信作品是不完整的，很多理论家告诉我们，比如福柯曾说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漏洞，我自己在写作时当然会有体会，可是不那么深刻，但到了王家卫手里完全就昭示了。我就是陪他练球的，他就像个拳王，我就是沙包，比沙包好点就是我还会躲一下。反击一下，但不可能打倒他，但是跟他练习的过程中我能学到很多。他有几次跟我打电话说《城邦》啊，还有别的一些作品的内容我可不可以用，我说可以用，但他从来不用。他不是从我的作品里找靶子，反而是在那些作品里受到了一些启发，我们之间算是互相启发吧。”

　　而对于城邦是否会拍成影视剧作品，张大春表示：“我自己没有想过把《城邦暴力团》变成影视产品，不过有些导演朋友好像有点兴趣，先后谈过。所有的改编都牵扯到一个问题，要不要忠于原著，我认为只要改编就不必忠于原著，本来就是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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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台湾的年轻人而言，我就是“电台主持”

　　张大春坦言，他在台湾还有几个固定的专栏，电台节目也在做，在台湾他写作很早，最早还做过电视，对台湾的年轻人而言，如果不是学文学的，对他的认识就是“电台主持，说书的，会骂人的专栏作家，部落格(博客)会炒话题”。他的博客上常常充满了政论性的话题，将个人博客作为公共书写之所，专注于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在台湾他更像一个政论家。

　　张大春开始在内地走红，始于《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的简体版引进，而他最早在内地出版的作品其实是《公寓导游》，这段“不敢谈”的经历始于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是他的姑父，借着这层关系，出字帖的宝文堂勉为其难出了他的书，“这结果大家都很尴尬。”

　　年轻时尝试了众多文学形式，实验性的小说花样繁多，张大春的才华令人惊叹，人到中年他的作品更平添一份内敛，由繁到简，他的生活亦是如此，不温不火，充实而平淡。

　　相比于唐诺朱天文夫妇的咖啡馆写作，张大春的创作则很有规律，“我早上六点半(起来)，太太把小孩送走，我从7点开始到下午两点半，始终是我的创作时间，早上起来不太清醒，我就拿来写古诗，写比较复杂的律诗，睡觉前也是如此。读帖，有时候写字，大概近十年来最固定的形式就是读没有标点的古书，我大学本科时候虽然努力拼各种奖学金，那些功利的东西也打下了某些基础，但近十年来我花非常大量的时间回来看基础的东西，回到最幼稚最基础的时代。也不一定是中国古代的东西，有时候还看英文，我每天给自己规定时间读一定量的英文，我也不太懂别的语言，哪怕是像《经济学人》这样的杂志我也读，我做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功课，没有目的也没什么指向。”

　　他的作品中常呈现对中国传统文艺形式的爱好，就连张大春的妻子也常说他有“老人缘”。“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出现各式各样对我生活有启发的老人，长一辈的作家里面，比如《巨流河》的齐邦媛，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交流；比如美国的聂华苓，这些老作家在我的生命中很多。我父亲是很关键的，他是民国人物，1921年出生，他对我整体的启发最大，包括做人的价值，最根本的世界观。”

　　对话张大春

　　我很惊讶内地年轻人有耐心读《小说稗类》

　　记者：你担心向老的文化传统丢失么？

　　张大春：我不太会从大范围去产生强烈的忧伤或者怨叹，但也不会太乐观。钱理群也说他现在不去想这么多了，教一个孩子是一个，这是很动人的。我想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上一辈看到我们会说啊你们这些野种，他们重视的价值到我们身上通通变样了……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要说小孩们的时候，就觉得不好说，唯一能做到的一点就是让我的孩子有礼貌，尽管这样我的孩子对我还是一言九“顶”。

　　记者：在内地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读你的书。你觉得台湾和内地读者相比有什么不同么？

　　张大春：早年城邦还没有序的时候在台湾出了12年，后来出复刻版的时候我就听说很大量是内地网购的，后来我也从微博上发现内地有不少年轻人愿意看我写的书，我很惊讶他们有耐心读这么厚的东西，包括相当枯燥的《小说稗类》。在台湾来说，年轻阅读群的总量没有减少，但是比例少了，这跟台湾的媒体环境也有关，媒体不如内地蓬勃，它在慢慢沉淀，将来会怎么样，有什么值得保留的长远的东西，我还是在思考。

　　记者：那你怎么看这几年的台湾文学热？

　　张大春：会热也会冷啊，不要着急。我常常比喻，可能对我的同行不太礼貌，一个浪打过来，冲上沙滩的最先肯定是垃圾，最早是席慕容啊余光中啊这些，先不要对号，说不定你在更长远的历史上，会觉得我这拨也是垃圾的一块，正因为所见者不全，就有可能产生比较空洞的赞美和嘲笑，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

　　记者：很多人通过你的书对台湾文坛有很多了解，你对大陆的当代作家有什么了解么？

　　张大春：我从80年代读到了阿城的《棋王》，90年我认识阿城，见到了莫言，还有余华、苏童……他们都对我启发很大，92年我认识了王安忆，去年我认识了迟子建……每个作家都有极其不同的特点。最后我接触到的是5年前，我内人引进了大陆作家的一本书，当时台湾没有人知道这个作家，大陆知道的也不多，就是韩寒的《长安乱》，没多久韩寒就像现在这样红了，而且那本《长安乱》很给我惊艳，它已经能够表现对小说的书写语感有强大野性的一个思路，当然现在给韩寒任何标签都是锦上添花了，《1988》我没看完，我看到登在《独唱团》前面的部分，开篇很potential(有潜力的)。

　　张大春简介

　　张大春，1957年生，山东济南人，属于台湾“外省人第二代”。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News98电台主持人。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多重身份，是作家、书法家、评书人，亦是诗人；对于文学创作“身怀绝技”：现代小说、青春小说、古典小说、文学理论等通通信手拈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将军碑》、《四喜忧国》的早期惊艳，经历过令成人少年都捧读传诵的大头春风光、一路到张大春紧追新闻、以文字颠覆政治的新闻写作系列、为武侠开创新局的57万字巨作《城邦暴力团》，甚至是令学界瞩目的创作者文论《小说稗类》，张大春坚持专业写作的姿态，对台湾文坛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著有《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张大春的文学意见》《欢喜贼》《化身博士》《异言不合》《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野孩子》、《寻人启事》、《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富贵窑》等。

　　名家点评：

　　梁文道：张大春比我厉害100倍

　　你所看到的这部分张大春还不足以囊括张大春的全部，你看到的部分只是浮在海上冰山的1%那一小块，一类作家，大家说梁文道你写的书还能看，大家觉得台湾的作家就像这样的水平，错了。我也要说和当年吉尔斯一样的话，“比我厉害100倍的人还有呢。”

　　阿城：从勾拳到直拳

　　因为你以前的书我也看过，看了《聆听父亲》，我是觉得你原来勾拳比较多，现在就是直拳，所以有很多东西带不上。当然我们看拳击比赛的时候，认为直拳是高潮的时候，勾拳往往是略过。我想这本小说是直拳式的作品，它能够直接达到你的心脏上。

　　司马中原：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在当代文坛上，“张大春闪电”确是耀人眼目，他学习钻研的玩意儿，统括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他天生具有一种敏睿的内感，一种冥冥的灵动，加上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想象和组合能力，以及极具爆发性的语言创造力，这许许多多的因素造就了他，他就是“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李锐：他放下了创作者的身份

　　我很喜欢大春，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创作里看到写作者一种非常清醒的自觉的追求，他在台湾有一阵是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但经过一段创作以后，他重新识字，重新写古诗，他放下了现代小说唯一的创作者的身份。从识字开始，这个炫技的大头春谦卑、真诚地做一个写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莫言：台湾最有天分的作家

　　张大春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跟张大春这样才华横溢的台湾作家交往，是一种动力，能感觉到自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