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与“类型小说救星”

　　张大春:当代优秀华语小说家，1957年生，山东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京剧剧本《水浒108》，文学理论《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小说稗类》等。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

　　《城邦暴力团》：武侠小说的拯救之作

　　台湾头牌小说家张大春，近来忽然成为媒体力推的一个热点。张大春近年在内地出的书不少：谈理论的《小说稗类》，讲汉字的《认识几个字》，写世象的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写家世的《聆听父亲》……但最引起媒体兴奋的，还是最新引进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

　　《城邦暴力团》是部奇书，以近乎武侠的风格演绎台湾五十年都市地下帮会的传奇，兼带了讽喻社会。不过，小说的笔法却又比较独特，有戏拟的成分。开篇的叙事风格很像村上春树，讲一个叫“张大春”的学生大学假期不愿回家，与学生公寓里的外籍同学混迹一起，却又因为脚臭被管宿舍的缅甸同学请到另外的空房，扯出看闲书、逛书店偶遇奇人。后来又在一次活动中与《胡雪岩》作者、历史小说大师高阳结为忘年交；再后来高阳去世，遗赠给“张大春”一个包裹，内有“七本书和一叠半影印、半手写的文稿”，基本都是关于旧中国地下帮会的一些史料，张由此步入一个神奇的“地下王国”，叙事文风也开始渐变成都市武侠的路子。

　　看到有评论和报道里说《城》书可以被称为“中国地下社会总史”；内地学者陈思和则说它是“以庙堂、江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叙事穿插其间的一部漕帮史，造成了历史的云障雾遮，似真似幻，欲罢不能”；“卫斯理”之父、香港畅销小说家倪匡则赞该书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作者张大春自己对后者的界定似乎也认可：“大多数人谈武侠小说时都会是觉得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想到可以写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武侠小说没有一个应该的样子，它可以有各种样式。武侠小说这一概念如果越模糊，它的世界就更大”；“（除了金庸）难道武侠小说就没有另外的可能性了？我就设想：如何保留武侠小说的种种元素，再让它产生新的活力，加入新的细节”……至此，由前先锋作家张大春完成的都市武侠巨著《城邦暴力团》，成为新世纪以来武侠小说式微中的拯救之作，似乎已成为该书粉丝与媒体的某种共识。张大春自己，也俨然成了媒体眼中“武戏”这一类型小说的救星。

　　当后现代技巧“投靠”畅销小说

　　依传统的武侠小说风格，或是近现代华语小说的描写习惯来评判，《城》书都不是一部难看的小说。甚至从内容的趣味和题材的新奇上讲，《城》书都是华语当代小说中非常独特的一部。不过张大春并不是第一个在金庸之后，试图从“现代都市”这个题材开辟武侠新局面的小说家；他之前的两位分别是古龙和温瑞安，都有着“先锋派”或“诗人”的底子，后来都成了畅销书大家，但他们在“都市武侠”这一块上的实验却失败了。张大春这部大约算是第一次成功。看某篇介绍或采访，说张似乎还要写前传或后传，如果真是如此，那武侠说不定就真将迎来一个特例——张大春将成为第一位以成名严肃作家身份进入武侠写作的小说家。

　　不过，不管《城》的市场成功有多大，我都不太认为它将从此拯救已陷入阅读审美疲劳的武侠小说。《城》吸引媒体的地方是它叙事中的武侠元素，但真正抓住读者而又不被读者真正觉察的，恐怕还是它在武侠的外表下，对历史所进行的半真半假的虚构和戏拟——这其实也正是张大春所喜欢的意大利畅销小说家艾科的成功经验。国内许多读者因为艾科的学者身份，误把他小说的成功视为后现代严肃文学的业绩，可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后现代写作技巧投靠了畅销小说后出现的自然结果。《城邦暴力团》也有着类似的轨迹，而就目前华语类型小说的整体写作能力而言，这样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一旦因为市场原因进入到复制生产层面，它对其他武侠作者构成的挑战是极大的，复制一旦搞不好，非驴非马，结果会很丑陋。

　　武侠小说式微不可避免

　　武侠小说的命运，不可能因为个把具有才华和高超技巧作者的进入而得到本质改变，因为金庸和古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金庸小说沿袭了古典小说“把蒙昧武夫的性情升华为人间大义”的中国式成人童话的写法，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已成了很愚蠢和说教的事情；古龙的秘诀是把西方现代小说对边缘人性的出色描写，放到古典的情境下，但这在今天更注重娱乐和恶搞的读者看来，恐怕未必比得上《武林外传》式的快乐更即时。而金、古小说真正让普通读者神魂颠倒的核心地方，却是他们对男女之情的描写，后来的天才作者（如温瑞安），主要也就差在了这一层。但这个时代的艺术，制作情感故事的职责，早已不是文学的第一选择，它们已被过继给了影视和流行歌。影视和网络的时代，新的武侠作家再怎么富有才、智，新的武侠故事再怎么把场景变换到当代和都市，在宣泄（或意淫）式快感的提供能力上，文字依然是比不上图像、电脑动画或网络游戏的。这才是关键所在。

　　文学作品虽然应该拥有趣味，但拥有趣味是不是就等同于“主动为世人提供娱乐”？这对于一百年来的华语作者来说，基本一直是个没想明白的话题。许多年了，中国的小说家一直因为自身的叙事才华不够，在矫枉过正地喊“小说应该会讲故事”。但“会讲故事”并不等于只讲故事，这恐怕才是华语小说难臻当代小说一流境界的根本。再回到张大春本人，能在多文体探索的路上收获像《城邦暴力团》这样一部成功的类型小说，对写家本人的小说能力来说，可能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对内在精神的发展而言，恐怕就要存疑了——尤其是在吃过市场甜头，又误把这种甜头当作读者对精神的表彰的前提下。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实力作家都可能遭遇到的考验。“类型小说的救星”名头说不定会让作家抵押掉苦心修炼的多年的灵魂！希望我的看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