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文学风：一次迟来的发现

　　在短短一年间，内地读者对港台作家从陌生到如数家珍。张大春、齐邦媛、西西、蒋勋等港台作家，在内地图书出版界的“全面开花”，成为现在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本文特遴选推荐其中部分作家及他们的新书，以飨读者。

　　张大春：台湾资深的“文学顽童”

　　张大春被誉为“文学顽童”，是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之一，他曾经横扫台湾文坛所有奖项。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始于《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他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对各类文学实验不遗余力，并自称“小说匠人”，得到内地读者和媒体的高度认可。

　　2010年10月，小说《四喜忧国》、《小说稗类》被引进出版，终于让我们见识到张大春作为小说家出色的一面。《四喜忧国》的主人公朱四喜，是一个国共内战期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张大春通过朱四喜塑造出一个典型的荒唐、滑稽、奴性和不谙世事的小市民形象。此种形象在当时台湾的外省人群当中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张大春是台湾解严前后，文坛最具透视能力、最能揭穿历史骗局的作家。

　　有人称张大春是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2011年，他赖以成名和为世人惊叹的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在内地出版，这本书被人认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这是一个关于隐遁、逃亡、藏匿、流离的故事，讲述了1949年以后搬迁至台湾省的一代人的生死恩怨，也试图重述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真实历史。《城邦暴力团》面市后获得热捧，引领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热潮。

　　齐邦媛：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乡愁

　　齐邦媛被台湾文坛称为“永远的齐老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前辈之一。她在81岁高龄开始创作《巨流河》，历时4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齐邦媛回顾了自己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然后在台湾落地生根的生命历程。以个人遭遇折射家国历史、新旧时代交替下女性的奋斗。

　　《巨流河》是2009年港台地区口碑最好的一本书，很多人把它与龙应台的书相提并论。书里描述的，不单是一个家庭的流离史，更是20世纪中国的苦难史。在逃难的日子里，齐邦媛写到自己受许多名师的教益，如朱光潜、吴宓等人；到台湾大学任教后，她又与钱穆常有往来。这些学者在动荡时代的细节故事，读来颇多趣味。

　　2010年10月，《巨流河》在内地出版后，位列各种“好书”榜之中，是各方评价较高的书本之一。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们，就算是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折腾的一代，都难以体会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中国不亡，有我！”一个当时的小女孩的叙述，带来的震撼，超过至今读到的任何书籍。《巨流河》对历史细节的实录，在感人的故事后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日后深思。

　　西西：视野广阔的香港才女

　　女作家西西，是香港文学界最资深的老前辈，数十年纸上耕耘，硕果累累；她是一位姗姗来迟的文学大家，被学者陈子善认为是尚未被介绍的海外最后一位文学大家。2010年，香港作家西西作品系列之《我城》、《哀悼乳房》《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在内地推出。

　　《我城》在香港文学史、香港社会发展史上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1999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我城》出版30周年，香港报纸曾经专门设版纪念。《哀悼乳房》一书是以西西本人真实的患乳癌经历为蓝本进行的创作，与其说是以乳房为主题，倒不如说在书里她更关注的是“命运”这个主题。

　　作为一位风格独特、视野广阔的多产作家，西西被认为是香港最有才华的女作家。西西的小说有强烈的“香港意识”，因为以前一些作家写香港，并不是把香港当成主要的环境，而是仅仅把香港当成一个藩篱，甚至当作一个恶劣的对照。但西西则是把香港当成家，当成一个她想要生活下来的地方。西西对于香港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香港文学后来终于发展出它的城市性格，或者成为开始关注自己城市的文学，西西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蒋勋：贯通多领域的台湾名士

　　现今两岸文艺界，能够贯通于文学、美学、艺术、绘画等领域，并仍有公众影响力的大家屈指可数，台湾名士蒋勋，无疑是其中一位。有人称蒋勋为“台北风流人物”，是台北诗酒风流的产物，是从容、雍雅、慧黠、自适的“神仙”。

　　在台湾，蒋勋开办的“红学讲堂”吸引了众多名流，著名影星林青霞每周必从香港乘飞机去台湾聆听该讲座，并表示：“蒋勋是我唯一的偶像，半颗安眠药。”从《孤独六讲》到《生活十讲》，蒋勋写这些书，意在消解现代人的积怨，解放他们于庸碌、机械、封闭或狭隘的内心，认识到冰冷、矛盾的社会体系中依然有美的存在。

　　2010年，蒋勋在内地先后出版了《美的曙光》《蒋勋说红楼梦》等著作。《蒋勋说红楼梦》是蒋勋根据其对中国文化美学的精深研究，从人性的、文学的角度挖掘《红楼梦》独特的人文内涵，还原《红楼梦》真正的文学内涵，让读者不再陷入诸如考据、论证、红学派别的迷阵，真正感受到这部伟大的中国文学巨著非凡的魅力。

　　朱天心：人潮中逆行的宝岛传奇

　　台湾著名女作家朱天心，纵横台湾文坛几十年。《击壤歌》是朱天心最畅销的书。出版头5年，销售过30万册，至今仍年年再版，2010年2月，才被引进内地出版。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描写朱天心自己17岁读北一女中时的生活和情感。或许，《击壤歌》被热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书中以“爷爷”代称的那个人，他就是朱家姐妹的老师胡兰成。《击壤歌》所焕发的率性浪漫，不啻是《未央歌》的一脉真传。

　　2010年8月，朱天心在内地出版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一笔写完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爱情结局”。书名很浪漫，故事却是很现实。不是重写《击壤歌》式的年轻情爱，而是窥探中年之后爱情和婚姻的真实走向。书中残酷再现了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淡薄如隔夜冷茶的中年夫妻的情感危机。

　　朱天心的姐姐朱天文，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华语作家。十几年前，作家骆以军就感叹过朱氏姐妹的素朴：一方面是“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另一方面是“其实很穷，难以想象，过非常清苦的生活”。朱天文也在内地出版了作品集，分别为《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传说》、《炎夏之都》和《世纪末的华丽》。

　　唐诺：一个恬淡嗜好的“猎书人”

　　唐诺与夫人朱天心是台湾文坛最著名的夫妇之一，两人早在读高中时就认识了，十年后“应读者的强烈要求”结婚。夫妇俩每天九点准时去“办公室”上班，“办公室”其实是离家不远的一家普通的咖啡馆，夫妇一起抱着纸笔去咖啡馆开工，又一起回家，日日如此。

　　唐诺是历史学出身，杂家风格，嗜好通俗化的写作，为普通读者做些导读一类的普及工作。2010年，唐诺的《文字的故事》和《阅读的故事》，先后在内地出版。后者是唐诺以拉美大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的片段文字打开每一章话题，带出书籍和阅读的本质问题。书里涉及阅读的各个方面：阅读的困惑、时间、开始、代价、方式等等，试图劝诱人阅读，帮人解决阅读中可能遭遇的常见难题，旁征博引，并指出现代书写者与出版业面临的种种问题。

　　唐诺是一个在阅读方面近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深思的人。这也正是唐诺文字的妙处，香港《亚洲周刊》在十大中文好书的评语中这样赞扬他的书写风格：唐诺的“强项”不在记忆力，而在谈天说地的“随意性”，尽管叙说主线不离书、阅读与写作，也谈时政，但惟其娓娓道来的恬淡，才深具震撼力，才能谈出创意与精彩，道出真理。

　　董启章：香港纯文学的守候者

　　一向被称作“文化沙漠”的香港有没有纯文学？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即使在香港，董启章也不是人人熟知的作家。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的董启章，在纯文学日益衰弱的香港，不媚俗，不从众。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1992年从事写作，先后斩获“《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红楼梦奖评审团奖”等头衔。董启章在书中，探索的是社会与城市，自我与精神等问题。

　　2010年，董启章在内地出版的《体育时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代表着香港严肃文学的水平，在他的笔下，企图构造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一本很物化的史诗般的小说，小说中涉及大量物件的发展史，比如：收音机、电报、电话等，展现出人与物共生的历程和图景。小说既为书信，又是剖白，由家世见城事，由城事证国史，家友亲朋所见所感俱在其中，不乏喜泪与悲怆。

　　作为香港小说家的代表，董启章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守者，不断抵抗中间路线的诱惑，书写着一个有别于类型片所营造的虚拟的香港。董启章的小说，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恰如其分，匠心独运。

　　葛亮：最具大师潜力的小说家

　　葛亮看上去就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但却被评论界视为“当代最具大师潜力的年轻小说家”。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除了显赫的家世背景，生于1978年的葛亮不久前刚以香港作家身份加入了中国作协，而其短篇小说《阿霞》也入围去年鲁迅文学奖评选。

　　2010年9月出版的《朱雀》，被媒体评价为“是那种属于‘鸿篇巨制’的大作品，寥寥几笔感天动地，文学功力与用心直逼张爱玲。”《朱雀》写的就是葛亮的“家”南京发生的故事：千禧年之交，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引生了三个世代的传奇。《朱雀》以故事的形式，企图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追溯感。

　　葛亮原籍南京，定居香港，而首先在中国台湾崭露头角，独特的成长经历暗合了新世代华文作家生存形态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其实，他在港台地区成名与中国内地80后作家崛起的时间是同步的。在香港，他已经被视为香港本土文学的一面旗帜。

　　以上的港台作家，只是揭开了“港台文学风”的瓶盖，内里还有很多深藏的东西未被发掘。像张大春、西西这样的资深作家，正式“登陆”内地，还在2010年。所以说，这一波的“港台文学风”是一次“迟来的发现”。高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