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坪六店子，有一处刘伯承元帅旧居，谁能想到，80多年前，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就在此召开军委会议，计划“孕育”了著名的“泸顺起义”。
昨天，记者到现场探访，发现该旧居目前已迁址高新区渝州路街道烟灯山公园，现已基本落成。
六店子旧居是刘伯承元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从重庆当地居民手中购买的民宅。1995年遭遇一场大火，旧居的木质建筑受到严重毁坏，2000年后随着主城危旧房改造，原有环境彻底改变。2009年，市政府将该旧居迁至烟灯山公园重建。
“1923年4月，时任四川讨贼军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的刘伯承历经十余场激战后，率部到合川休整。”刘伯承纪念馆管理处文物管理科沈世勇介绍说，十多年戎马生涯，刘伯承当时“仗剑拯民于水火”的理想仍未实现，军阀间的争权夺利、倾轧诋毁，更使他无比苦闷彷徨。14日，刘伯承毅然向上司川东防督办但懋辛递交辞职报告，未获批准，他又继续征战了几个月。8月，在与黔军战于大足时，刘伯承右腿股动脉被打断，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往成都医治。
在成都养伤期间，他遇到老同盟会员、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并通过吴玉章结识了杨闇公，在这两位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引导和影响下，开始逐步转向共产主义(此时吴玉章和杨闇公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刘伯承谢绝了上司和同僚望其重返军旅的邀请，甚至直言相告：“伯承从军是救国救民，决意不再去为某些人争地盘卖命了。”
1924年10月，刘伯承随吴玉章出川考察，辗转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目睹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受到了革命怒潮的深刻影响。在广州，刘伯承同吴玉章拜见了周恩来。
1926年5月，34岁的刘伯承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折。
随后刘伯承受命回到重庆，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工作，以策应北伐军的行动。为方便组织工作，他在六店子买下一处典型的川东四合院民居建筑，请一个叫陈明阳的人帮忙做挑夫和炊事员。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和四川及重庆地区军事工作的发展情况，1926年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在重庆六店子刘伯承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会议主题为“策应北伐，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会上，杨闇公传达了中央指示，刘伯承作了军事策划发言，认为对四川军阀要采取“一面拉拢，使之有利于北伐进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实力”的策略，利用四川军阀间矛盾，策动部分部队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
陈毅听完挥动着拳头，痛快地说：“对！有了武装才能打倒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列强，中国革命才有出路。”接着朱德又讲了军委行动部署，指出要先由顺庆(即今之南充)方面打响起义第一枪，然后泸州部队相继响应，随后将泸州的起义部队拉到顺庆会合，扩建为六个师，东下武汉会合北伐军，或在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泸州、顺庆(今南充)武装起义的方针、政策和作战计划，至此完全明晰。11月27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大会上，杨闇公、刘伯承分别作《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为起义做了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同时，刘伯承在负责全权指挥起义军前，先赶回重庆，把六店子旧居的房屋、家具用品都交给陈明阳使用。
据陈明阳后人回忆，陈明阳曾经讲过，当时刘伯承的行动受到刘湘等监视，只能单人独骑化装潜行。刘湘知道了后派人连夜追赶，追了一百里路都未能追上。
12月9日，刘伯承在顺庆果山公园，主持召开庆祝原川军第五师大部和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胜利大会，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下辖第一、二路。随后指挥起义军抗击四川反动军阀部队的围攻。轰轰烈烈的“泸顺起义”一直坚持到1927年5月底。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
众多军事研究专家认为，“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事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次勇敢尝试。虽然最终在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下失败了，但为牵制四川军阀东下，策应北伐军行动起了重大作用，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也为南昌起义的发动，以及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经验。
而这一切的“星星之火”，都从六店子的刘伯承故居里燃起。这朴素简洁的四合院，记录下红色峥嵘岁月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1950年重庆解放初期，刘伯承曾与邓小平、贺龙重返六店子的旧居，追忆当年的革命场景，并一起植树留念。
记者 罗静雯
(感谢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本报特刊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