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梳出洋新加坡政策吸引穷家女
“家里穷啊！”当记者问及自梳和出洋的起因，欧阳焕燕和黄齐欢等姑太脱口而出，隔着一段悠长的时光回望往事，似乎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离奇诡秘，而是理所当然。
清末民初，一拨拨自梳女三五成队，结伴而行，带着养家的使命，从珠三角坐船入伶仃洋，先到香港，大多数又登船继续前行，到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等地才落脚。
“在新加坡做家政工作的自梳女最多。”黄丽娥等姑太向记者描述，当时在南洋的广东女子很多，其中有三水县籍的“三水婆”，俗称红头巾，在建筑工地上干活；还有在船上工作的工人，都戴蓝头巾；另一种就是住家佣人，比前两种工作要轻松一些，这三种典型职业里，当家庭女佣的自梳女最多。
“当时新加坡的妈姐薪水也比普通女佣高，商贾豪门等才请得起妈姐当佣人。”在顺德均安镇沙头村的家里，欧阳焕燕的侄子欧阳启齐告诉记者。
据调查，自梳女移民海外，大多数人选择新加坡，最主要的原因与清末民初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移民政策等因素有关；同时，该地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华人社区文化等与珠三角相近，不会水土不服。
新加坡当时的移民政策有很明显的“重女轻男”倾向，鼓励女性移民，自梳女能够移民与此有很大关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师、理学博士李宁利发现，1929年经济危机时，新加坡当局虽然限制华人男性移民，但对妇女和儿童不加限制。水客极力鼓动妇女出洋，说新加坡找工容易，挣钱又多。
在这样的口口相传的“广告”中，不少人开始鼓励女性亲属移民，濒临失业的自梳女缫丝工也结伴前行。这就导致30年代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女性迅速增加。1938年，中国妇女移民新加坡的人数达到最高点。
异乡打拼乌衣队曾是南洋最好妈姐
在妈姐的描述中，上世纪30年代南洋各大城市的市场上，人们每日清晨都能看到这些身穿白衣黑裤、脚踏木屐，手挎菜篮的女孩问价买菜，因多穿黑裤，成群结队，便获得“乌衣队”的雅称。
她们每天要从清早开始就煲开水、做早餐、搞清洁、送主人家孩子上学、带小孩、买菜、做饭、洗袜拖地，晚上还要等主人睡下才能关门闭户，收拾厅房，然后上床就寝。很多时候，就寝前还要先哄小孩睡觉。
一些自梳女在主人家没有房间睡觉，她们便结伴租房，同声同气，倒也热闹。因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且收入颇丰，她们对生活并无怨气。据介绍，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自梳女佣的工资是6元新币，那时候，3分新币可以买一斤猪肉，一人一月的吃住费用只需3元新币。
普通人以为自梳女一生孤独，活得郁闷，其实在南洋当佣人的顺德“梳头姑”收入颇丰，怨气无多。
每到下班或假日，身穿黑纱衣，脚踏木屐的她们就会成群结队，穿街过巷，飞扬的青春活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息，演绎出二十世纪初南洋都市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如今，再重新揭开当年“乌衣队”里的青葱岁月，这些回到故国的老姑太仍然会情不自禁地眯起眼，弯起嘴角，停下话语，静静回味遥远的记忆。
这些南洋印记伴随她们一生。回国10多年后，黄齐欢在餐饮上仍然保留着在新加坡时的习惯。“我吃咖喱，面包，喝咖啡，不喜欢吃中国菜，因为少年时期至近80岁，我都是在外国生活，所以现在还要我妹妹的儿子隔一段时间寄一次咖啡，新加坡的白咖啡很好喝。”
姑太们做的马拉酱和蛋挞、酥饼等西式点心也十分地道，每当有远客来访，只要提前告知，黄齐欢都会兴冲冲地准备这些美味。
因为长期生活在多语环境下，姑太们的语言能力都很强，“除了广东话，我还会说福建话、马来话、潮汕话。”黄齐欢介绍。
长期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导师万建中发现，当时一些新加坡行政官员家庭也会聘请妈姐。因为她们能以广东话注音说出相当准确的英语，还能做出像样的西餐。她们敬业乐业的精神更受到英国人喜爱。新加坡独立后，有少数妈姐随雇主到英国去，并在那里终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