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列：生于1963年，无锡人，他创办的研祥高科集团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特种计算机领域的垄断地位，曾获得央视2007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年度创新人物两项大奖。
“幸福感”，一个有些陌生的词汇，如今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没有哪个时代，会像当下这样：在炫目的发展的映衬下，太多的人心灵充满了疲惫、失望与落寞——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失去了生活的目的。面对失衡的局面，究竟该何去何从？除了抱怨、迷茫，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据日前公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虽然74.2%的国人认为自己幸福，但年轻人的比例低于老年人，这和国外研究正好相反。
不同的结果，预示着更深刻的隐患。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陈志列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幸福被别人“合理”地拿走了，要想夺回它，就要在掌握游戏规则上下工夫。
惊 知识产权改变博弈规则
晨报：保护知识产权，今天已成人们的共识，您近期不断呼吁要加大保护力度，是否有这个必要？
陈志列：非常必要。因为大家对于知识产权缺乏更深入的理解，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保护自己企业的重要手段，正是有了这根大棒，它们的商品才得以打开全球市场。
晨报：这是否是商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
陈志列：但问题是，发达国家持有的是双重标准。当它要进入你的市场时，它会高谈知识产权，让你撤掉一切保护措施，以保证它的企业长期获取高利润；可当你要进入它的市场，它又会以知识产权为借口，给你制造麻烦。这样的案例非常多，以中国企业在美国为例，动辄得咎，不是标准不对，就是知识产权有问题，实在不行，就指责你影响了就业、不公平竞争等等。总之，它在你这里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你在它那里享受的却是低国民待遇。
晨报：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理念与操作之间的差异？片面强调，是否在妖魔化对方？
陈志列：不，是我们忽视了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具有道德判断意味的价值标准，对于这样的标准，一定要慎重，它就像低碳、环保一样，会改变博弈规则，给规则制定方带来更多的利益，从而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
悟 幸福就这样溜走
晨报：知识产权是如何帮助规则制定方的呢？
陈志列：以美国为例，其国民产值中27%来自文化，34%来自金融，而工业基本外包给了不发达国家。总之，美国依靠“知识产权”就能过上更富足的生活。麦当劳，很多人认为它是一家快餐企业，其实它是一家文化企业，世界各地都有麦当劳，印度人、中国人都可以当店长，但它的《装修手册》上有明确要求：不论哪个店，墙上悬挂的照片表现的必须是美国场景。人们到那里不是吃个汉堡包，而是以拥有“美式生活”为炫耀，如果是一家肯尼亚的快餐店，就算它的东西再好吃，你还会有同样的感受吗？这就是规则的力量。在今天，知识产权是非战争的环境下，一个国家保护自己利益的有效武器。
晨报：对于非规则制定方来说，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陈志列：以某软件的正版率来说，美国本土不过50%至60%，而在香港、台湾等地，却在90%以上，印度的正版率也高于美国。不发达地区的消费者拿着低工资，却花同样的价格，按比美国更高的正版比率来为知识产权买单，在维护了别人高利润的同时，自己只好用更多时间去工作，为此付出了环境代价、健康代价、时间代价，长此以往，幸福感只能越来越差。
追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晨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没有很好把握游戏规则所导致的？
陈志列：确实如此，我们发展确实很快，但发展的质量有待提高。从1978年以来，中国开放度一直位列世界第一，我们给外企以超国民待遇，但事实上，在一般国家，外企只能得到低国民待遇，这才是国际惯例。我们当时太需要发展了，误以为国外都是先进的，其实他们也有不那么先进的东西，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进步，我们的自信心正在不断恢复，我们已经到了主动把握游戏规则的阶段。为什么我们缺乏幸福感？因为我们的幸福感被别人通过规则，“合理”地拿走了，现在我们要拿回来。幸福感低落，不完全是结构、机制的问题，把握好游戏规则很重要。
晨报：现在起步，是不是有点晚了？
陈志列：并不晚，今天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举个简单例子，过去我和英国电邮联系，都是用英文，有一次回复晚了，结果从那以后他们都用中文给我发电邮。在泰国度假时，一名当地导游说他的孩子正在学中文，老师来自北京。他说，这样就可以学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他为这个选择感到骄傲。这几年，“对外汉语”专业勃兴，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因为没这个需求，而现在毕业生供不应求。这都体现出我们国际地位的上升。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只要努力，我们完全可以收复失地。
变 如何主动把握规则
晨报：那么，该怎样才能主动去把握规则？
陈志列：这就是要加大版权保护力度，让更多的企业家重视并熟悉版权保护这一工具，因为今天大家不再是在本土应对冲击，而是要走向国际市场，只有主动把握游戏规则，才能领先一步。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不够，企业家只是被动地拥有版权意识。
晨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进步，但在影像、流行歌曲、小说、电影等方面却不够成功，成了别人舞弄规则的牺牲品，导致了文化荒漠化，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未来还有拓展的机会吗？
陈志列：当然有，中国有5000年的积累，我们的文化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我们完全能占据世界文化产业的最高端。要改变目前的落差，关键看企业，企业的天职是挣钱，而我们挣钱的技术还不够成熟。文化荒漠化是市场行为的客观结果，对此我们不能埋怨谁，关键是要政府、媒体共同扶持，帮助我们的企业提高在全球赚钱的能力。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我们学得快，在国外，即使不太了解中国的人也知道，中国人会做生意，只要我们努力，就能扭转局面。
拼 赢得幸福靠自己
晨报：在版权保护上把握话语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否意味着在追求幸福之路上，我们还需更多等待？
陈志列：我不这么看。在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了，这为我们提供了掌握话语权的契机，2010年全国票房近102亿，美国是106亿美元，不考虑汇率因素，两者市场规模基本相当。没有人能忽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这让我们拥有了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事实是，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还远未完全释放出来。
晨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控权”这个话题被我们遮蔽了，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是否应深刻检讨？
陈志列：原因是多方面的，刚改革开放时，我们没资金、没技术，国民意识也不足，在当时条件下，许多举措是正确的，但发展到今天，我们应重新去审视。我认为应改变经济衡量的指标，从GDP（国内生产总值）转到GNP（国民生产总值）上来，GDP以地域为中心，不能考察企业的全球能力，结果外企纷纷将低端产业移植到中国，带来了污染、压低了工资、搅浑了水，只付出很少的一点税收，结果是经济发展给老百姓带来的收益，远少于给这些外企带来的好处。相反，GNP考察的是企业的全球能力，试想，如果让那些跨国企业的总部都设在中国，它们在全球获取利润，税收却留在中国，那么，我们人民的福祉将会多高？我们很多社会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陈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