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珠峰难成“大气”常创新赢得“安慰”
关于散文“题材决定论”与创造精神的争论
地点：东城区图书馆 主讲人：韩小蕙(作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传统，至今日，依然在个体创作和公众阅读的心理期待、思维定式、审美习惯等方面绵延承传。在占有题材上，报告文学最为看重，有时题材竟然能占到一半比重。散文虽然不至于，但也时不时会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以至于造成一些认识上的似是而非。
比如，近年来对“小女人散文”多有议论，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些女作家其实并不“小”，只不过写的都是家庭、婚姻、情感、衣饰、宠物、美食、靓女俊男、街头流行色等生活化的题材。相比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等等经国“大”业，当然只能称“小”。虽然在当下已经变得非常开放的社会意识中，所有人都众口一词地表示应该允许“小女人”存在，“她们的一些文章还不坏嘛”，但这本身，就已包含着题材上的高下轻重之别了。甚至有的女性评论家也没有跳出这种思维定式，在批评这种“小气”的“女性散文”的同时，她竟把希望的目光从东部、中部地域，从城镇乡村的现代生活，转向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认为只有那些描写西藏、西北题材的散文，才算“摸到女性大散文的脉搏了。”
这种以题材论英雄的说法，真让笔者不敢苟同。就算闭眼不看、不睬全国那么多作家、散文家摹写当代生活的呕心沥血的努力，单是不以思想、文采、质量，而只以题材作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就既不公平，也缺乏学术精神，如果不加以澄清，势必会造成创作思想上的混乱，甚或会鼓励浮躁和投机心理。
笔者认为：散文写得“大气”与“小气”，质量的高与低，好与不好，根本不在于写的是什么题材，而在于作者的学识修养和思想高度。好厨子一根咸菜也能做出山珍海味。一滴水里面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冰心先生写《寄小读者》，朱自清先生写《荷塘月色》，孙犁先生写《荷花淀》，宗璞先生写“燕园三寻”(碑寻、桥寻、石寻)，都不是走新疆进西藏下青海之作，你能说这些文章不大气？再反过来说，就算你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或者独得了百慕大三角区的亘古秘密，若没有一支劲笔，也还是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文章来。
在论及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时，余秋雨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他认为，这个一百年里，中国文化的贡献在于发现而短于创造。笔者极为钦佩这个观点，拿来对照散文，也有警示的意义。
一般传统观念以为，散文流连于唐诗宋词那样一种意韵当中就可以了，重要的不在于创新而在于表现得好。因而在散文界，创造精神还没有被广为接纳，能够突破旧散文写景、状物、抒情的路数，探索一些新手法的，还仅限于一部分探索意识较强的作家，其表现为：
一，思想力度加强了，更加关注当代社会生存困境，特别是“信仰危机”等现代人的精神疾患；二，创造意识更为自觉，冲破题材、手法、结构、语言等限制，甚至敢于打破绝对的科学性、追求片面真理，无拘无束地写，无章法、无规矩地写，氤氲一团，以“不成文章”为文章；三，创作手法多样化，行文中大胆引用意识流、魔幻、荒诞、错位、解构、颠覆、倒置等现代主义手法，尽可能地扩展表现手段；四，篇幅变长，突破了传统散文“短小精悍”、“茶余饭后的一段小哲理”等等的“经典规范”，有的洋洋洒洒数万字甚至十数万字，极大地增强了散文的力度。
经过上世纪90年代这10年，不，其实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更长时间段的顽强探索，现在看来，这些创造性的努力，收效甚好。从创作成果来说，这种带有新的创造意识的散文，出现了一大批名篇名人，比如余秋雨、张洁、谢冕、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人的作品(因为名单太长，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为文学史留下了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贡献。从读者的阅读来看，新散文已成为家家读户户看的、深得人心的文体，历10年而关注的热情不衰，真的实现了评论家南帆早在1991年就预言了的，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一个安慰。”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革新和创造，散文仍然迈着老夫子的方步，花前月下，古道西风，充当茶余饭后的闲文；或者蓝天白云，红旗猎猎，成为紧跟形势，图解政治的传声筒，都不可能得到今天这种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