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展览轰动北京
1965年国庆节，《收租院》群雕在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面世了。王官乙回忆说：“曾有几个身穿蓝布新衣，手拄竹棍的老太婆走进收租院，其中一个人看了几眼，举起手中竹棍朝第一部分中的狗腿子打去，还说，今天我要打他几棍，他们整得我们穷人好惨啊!”预展3天，观众来了两万多人。
事实上，就在创作进行的同时，四川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相关领导，先后来到创作现场，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闻还当场决定，将《收租院》请到中国美术馆展出。
当时因为塑像固定在地上，进京展览只能用复制品和照片。从1965年10月底开始，来自天津、北京的艺术家们一道，开始了快速复制，短短不到两个月，共复制了40多件泥塑作品。
1965年12月24日《收租院》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或头版重要位置刊登消息，1965年第6期《美术》杂志几乎成了《收租院》的专刊。川美还保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当年编写的展览简报：“自1965年12月24日开幕以来，截至1966年1月30日为止，30多天共接待观众240404人(即平均每天8000人左右，闭馆期间接待的首长、外宾及特殊照顾的观众未计在内)。”而截至1966年3月6日，展览共接待观众473500余人，但据登记，仍旧有200万人还想看展览。
玻璃钢复制品花了30万元
很多人并不清楚，目前观众在炎黄艺术馆看到的展品并非《收租院》惟一复制品。
据相关人员介绍，早在1967年3月，《收租院》为了走出国门，就开始了整体复制。王官乙回忆，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复制《收租院》出国展览。该展原本是应欧美的七八个国家邀请而作的，然而因为“文革”的到来，最终只去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
艺术家们用石膏复制了全部群雕，所有作品动用一艘船运到了遥远的阿尔巴尼亚，随后，在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展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非常喜欢《收租院》，希望永久留下来，结果这套石膏《收租院》真的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也正是因为《收租院》不断有展出的需要，1974年，川美决定开始整体复制。川美相关负责人说，选择玻璃钢镀铜工艺是因为这种材料轻便、结实。为此，四川省有关部门还批了30万元作为经费。王官乙说，原作因为创作时间短，参加者水平不一致，塑造人物有一些技术毛病，像结构、衣服有些推敲不够。而这次复制，人物解剖、结构更加准确，形象刻画也更加逼真。
1977年，复制工作完成，前后共有41人参与复制，雕塑人物减少至103位。炎黄艺术馆此次展览的正是这一套。也正是这套作品，曾在德国法兰克福、韩国光州以及中国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
蔡氏《收租院》惹版权争议
离我们最近的，有关《收租院》的故事，不能不提当代艺术家蔡国强。
2009年9月23日，蔡国强“复制再创作”的大型群雕《收租院》在法兰克福席尔恩美术馆展出，引起了轰动。
事实上，早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旅居海外的蔡国强就凭借作品《威尼斯收租院》获得了最高奖项“金狮奖”。据报道，从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开始，“蔡氏收租院”不断繁衍。光是2009年，蔡国强就有《毕尔巴鄂收租院》、《台北收租院》诞生。
而关于《收租院》再认识的争论，也一时间成为焦点。大批美术评论家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批评家王林认为《收租院》是中国唯一一件未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影响，并具超前性、创新性的世界级作品。而评论家岛子则说：“蔡国强的复制，实质上是挟后现代艺术手法和绿卡艺术家特权，公开侵犯了包括《伯尔尼公约》在内的著作权法。”与此同时，隋建国等艺术家对蔡国强表示了支持，认为《威尼斯收租院》是后现代艺术中常用的复制、挪用的艺术手段，是对经典作品的“引用”……这场版权纠纷尽管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本报记者 路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