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杨绛、钱瑗、钱锺书
杨绛80岁寿诞时苗地为其画像，夏衍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
2011年1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杨绛家中，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给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杨绛拜年，并祝她健康长寿。贾庆林深情地说，杨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创作、翻译、评论、剧作等领域都倾注了心血，卓有建树，影响深远。“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谦逊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们感到由衷地敬佩。”
博学、魅力、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锺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所谓的一些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分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锺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
一代才女已成为世纪佳话，她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
与钱锺书的相逢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杨绛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婚。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锺书，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夫妻俩游学于英、法。
住“牛棚”的“模范夫妻”
1966年 “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杨绛陪钱锺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锺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以羸弱的身躯挺立着“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在生活中辛苦奔波的赶路者，一个被父母视如掌上明珠却难逃命运劫数的女儿。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他们的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
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钱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无论是在教学领域还是科研著述上，她都取得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也赢得了同行的各种赞誉与尊敬。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钱瑗是肺癌转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入住医院以后，钱瑗已非常衰弱，可能预感来日无多，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1996年11月3日，医院报病危，杨绛方知实情，忙劝女儿“养病要紧，勿劳神”。钱瑗无奈只好停笔，结果停笔后的第5天就去世了……她想写的《我们仨》就只得由母亲杨绛来完成了。
独生女儿钱瑗的病逝，对杨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何等的痛苦！女儿离世时，钱锺书正卧病医院，杨绛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还没敢把女儿去世的噩耗告诉他，独自承担了一切悲哀。
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19日，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也不留骨灰。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这个家庭曾经是那么和谐温馨，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8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是痛彻心肺的，不是一般人能挺过来的。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可是她却没有躺倒，杨绛以她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杨绛说：“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来弄，就不知道了。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有的对不上，这样接起来费了不少时间。”亏得杨绛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认真编校、订正……
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走在人生边上”的长寿智者
杨绛一直非常低调，不太喜欢过生日。已是期颐之年，杨绛仍然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翻译和创作了大量作品。显然，坚持锻炼是老人长寿的一大要诀。杨绛习惯早上散步、做体操，慢慢做各种动作，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流连忘返，呼吸清爽怡人的新鲜空气。高龄后，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此外，她独特、深刻而又丰富的精神境界里，或许蕴含着独到的长寿经验。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这一点，宁静淡泊的杨绛做到了。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与养生哲学。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房间里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总是说，我这样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春的气息。
杨绛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剧作家或者翻译家，只认为自己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老人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即使年过九旬，杨绛也为世人呈献了闪耀着她人生智慧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然而，杨绛笑言自己“一事无成”。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2007年，杨绛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
有一年杨绛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即便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杨绛也没有出席，为的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钱锺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锺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修复房子，而是希望能从这些名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养分。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如今，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