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
■更复杂、更艰难的不是文化体制，而是“文化心理走向”。
■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一个失落精神信仰的时代所设定的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很多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丛山的塔，意义远胜热闹。
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历史弊病还要复杂。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文化体制改革要放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那么多年才开始呢？因为它的难度实在太大。但是，在我看来，更复杂、更艰难的不是文化体制，而是“文化心理走向”。乍一看，这些“文化心理走向”并不尖锐和迫切，其实却埋藏着精神价值上的最大隐忧。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前面刚刚讲过，我不赞成拿着西方文化的两百年来压中国文化的五千年。这话本该说得理直气壮却很难理直气壮了，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这情景就像在一个居民社区里，我们正要劝说对街的邻居把播放交响乐的音响调得轻一点，没想到自己家里突然锣鼓喧天。
复古文化其实是从极“左”文化衍生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极“左”文化在今天只剩下了局部的标牌作用和回忆作用，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立足点，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同样带有极端色彩的民族主义。它的文化替代物，就是复古主义。
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怎么能奢望在现代世界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但是很遗憾，打开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对话和交融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我站出来指出复古文化的危害，是有资格的。大家知道，我早在二十年前就辞去了高校领导的职务，独自风餐露宿去寻找中华文化的历史遗迹；十年前，我又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地区，去寻找与中华文明同龄的其他古文明遗址，并在逐一对比中发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殊生命力。我还写了不少文章，逐一阐述珍贵的文化遗产，呼吁保护，引起了广泛响应。但是，怎么也没有料到，一些原先完全不在乎中国文化的人，这些年突然鼓荡起猛烈的复古势头，那么狂热，那么琐碎，那么哗众取宠，那么不知轻重。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文史难题，本应获得深刻的现代重构，却全都变成了街巷说书、饭后谈笑。对此，我当然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东方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于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据我所知，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全都不分优劣地当作“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
由于很多文化官员对于文化发展的大势缺少思考，这股失控的复古势头也获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结果，当过去的文化现象在官方的帮助下被越吹越大，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经说到，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的关键词，除了“公共空间”就是“运用理性”。但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一个失落精神信仰的时代所设定的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照理，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民主的原则和程序来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民粹就会以冒牌的方式火速蔓延。现在民粹文化所推行的典型逻辑，是把网上发言看成民意，又把民意看成是最高原则。其实按照正常理性，我们必须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开放”的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肯定很难通过，因为这牵涉到很多“铁饭碗”保不住，而一般民众又无法预计中国后来的发展。又如，现在如果拿着“低碳”、“减排”、“禁猎”、“限牧”、“休渔”等等问题交付民意裁决，情况也很不乐观。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苦苦寻求真理的文化大师，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
前不久先后见到三位从欧洲回来的学者，他们分别向我说了差不多的话：“中国确实需要大力推进政治民主，但希望不要借着对网上言论的过度重视来取代民主。过度重视，也损害了那些发言者。因为他们本来有轻松发言的自由，一加重，也就立即变得不自由了，只能表演民粹主义。 ”
对于民粹主义，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不陌生。那时候，普天下都是大鸣、大放、大批判、大揭发，号称大民主。冲击的对象，一是所谓“当权派”；二是所谓“三名三高”，也就是当时名气稍大、工资稍高的文化精英。发起冲击者，就是自称“革命群众”的造反派。他们被一些投机文人封为“受压迫的弱势群体”，但当时真正的弱势群体，显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认为，“文革”如果仅仅是一场上层的政治斗争，那还算不上灾难；但是，当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立即就变成了一场全民浩劫。幸好，他们那时只用大字报，还没有互联网。
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低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这就像在学校上课，本来最受学生尊敬的一定是等级很高而又训导有方的教师，但是民粹主义驱赶了教师，只让最低年级的学生来编写课本。
请大家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很多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丛山的塔，意义远胜热闹。
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