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 ”我想，答案一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
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尽管现在上上下下都看到了这种体制对文化创造没有帮助，在提倡文化体制改革，但是不少行政官员舍不得丢弃可控的排场，不少从业人员舍不得丢弃实际的利益，结果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某些官方协会中。它们一定也做过不少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尽早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行业工会，没有太多权力；它们与体制外的大量同行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又没有太多代表性。它们可能给部分人员一些“名片身份”，却无法面对文化创作上的任何问题。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造第一线的，是远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某些官方协会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
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
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我们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没有像他们那么故意。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正是当年的造反派，那只能说明这些老者比自己的年轻时代更不可原谅了。
这种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往往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
这中间，有的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近十年来，这种传媒经常在境外控诉，它们的记者如何受到了哪个县长、哪个机关的不礼貌对待，似乎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又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们忘了告诉人们，它们自己就是一种强大权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创造者受到它们的诽谤、追殴而求告无门。当诽谤被一一揭穿，它们也从来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罚，总是转身去谋划着新的诽谤。而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则一无报纸，二无团队，三无背景，不得不处于“封喉”状态。面对这种情景，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法制。我企盼传媒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我企盼中国的文化创造者即使没有官方背景的庇护，也能获得安全和尊严，不允许对他们随意诬陷、诽谤和侮辱。从现在看来，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个别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法律本该维护正义、除恶扶良，但现在却生硬地搬用西方概念而无视事实真相，实在是颠倒了强弱善恶。再加上某些官员这些年来对法制的轻忽、对暴虐的躲闪，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领域，任何恶性耗损几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价。时间一长，文化耗损者的队伍大大扩充，文化建设又何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某些官方协会倒是有可能通过主持行业公道、救助受欺同行、提供法律援助、发布权威谴责等方面，重新找到自己存世的理由。
近两年，大陆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损”和“恶性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