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待过苏联专家”
如今已定居深圳的原西联农场办公室主任肖作宏，日前在参观海南农垦博物馆时说，他曾亲自负责接待过好几批苏联专家。
今年82岁的肖作宏回忆道，由于西联是第一批建设橡胶园的国营农场，后来建立的新农场，开辟的新胶园，大都要来西联参观学习。苏联专家们，也要来考察。
大约在1956年到1957年间，先后有好几批苏联专家，来到西联农场考察。当时他作为农场办公室主任，自然要负责接待。
“专家是分批来的，多的七八人，少的二三人，而且自带翻译，”肖作宏说，当时接到上级通知，对苏联专家的接待规格也比较高。农场还专门开过会，研究接待方案。在吃的方面，努力按专家们的生活习惯安排用餐，能做到的尽量做到。
“有一个环节，我们还是没有想到，”肖作宏说，由于专家们大都个头高大，身材魁梧，农场原来准备的床，规格都不够大，这让农场有点措手不及。他当时急中生智，找来木工，加班加点，把床临时进行了加宽和加长，才使专家能睡得下。好在专家们到西联，大多只住三五天，调研完了就离开，还没有造成多大不方便。
“为了这个临时办法，场长还表扬了我呢！”肖作宏很自豪。
肖作宏还回忆，苏联专家们很和蔼，问起问题也很虚心，所以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
专家楼见证苏联援建历史
在如今的红光农场场部，还残存着一栋小楼，就是当年专门为苏联专家建的专家楼。因为红光农场的前身，就是一个拖拉机站。好几位当时的苏联专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
与苏联专家共过事的彭省修，如今已去世。他儿子彭道生，仍清晰记得父亲的回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说苏联专家很有权威，权利也很大，很多事情都要听他们的。
开始时，苏联专家也不把中方人员当回事，觉得自己有技术，了不起。但时间久了，他们也开始佩服起中方人员。彭省修原来是小车司机，就因为他曾用自己的土办法，解决了连洋专家也头痛的机械问题，使苏联专家对他竖起大拇指。
“苏联专家们，驾驶着大马力的拖拉机，把这里的参天大树一一锯倒，连根拔起，然后指导种植防风林和橡胶树，”彭道生指着如今已破旧的专家楼说，当时的苏联机械，确实为开垦胶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当时的机务专家，有巴里索夫、特列吉亚柯夫等。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军垦，则从另外的角度评判当时的苏联专家。他认为，苏联专家在橡胶育种方面，作用并不明显，相反还走过弯路。比如他们主张种植国内品系而反对从国外引进品系，而且观点中充满政治味道和意识形态色彩。
苏联专家中负责选育种技术指导的叶尔玛尔夫，是位年轻人。1955年1月，在华南垦殖局召开的第一次橡胶树育种生产会议上，中国专家徐广泽，就和叶尔玛尔夫产生观点交锋。
“摩尔根？那是唯心主义的遗传学派，”苏联专家严肃地说，“我们应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米丘林的伟大学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应靠自己，培育自己的品系，引进品种是向资本家摇头乞怜，是可耻的。
徐广泽虽然不服，但苏联专家在当时具有权威地位，会议最后采纳了叶尔玛尔夫的方案。徐广泽只能在实践中背着苏联专家，暗地里坚持引进国外优良品系与选育国内优良品种相结合，终于取得成功。
多年后，我国优秀选育种专家刘松泉感慨道：“洋专家一句话，害我们吃了3年苦，浪费了8年时间！”
到了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这些来到海南的苏联专家，纷纷受命撤回。
当年苏联专家给农垦部部长王震的橡胶垦殖工作报告和农垦部的批示文件影印件。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