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静
有些史学家认为，“北方昆曲”即“高阳昆曲”的别称。近百年来，昆曲在冀中平原十分流行，冀中农村中昆曲名演员也是人才辈出，北方昆曲的代表性人物如韩世昌、马祥麟、侯玉山等众多大家，他们都出身于京南高阳县的河西村，这确实是不容置疑。
河西村有一个姓侯的财主，有一份昆弋戏箱，组建的戏班名昆弋庆长班。光绪二十年左右，箱主侯二炮曾邀请北方昆曲的名净化起凤挑班。班中的演员多是来自外县。直到1902年，本村的侯瑞春加入庆长班，他一直传艺和照顾韩世昌，人称“韩管家”。随后有侯汝林（武生）、侯益隆（净）、韩子云（花旦）、韩子峰（丑）、侯玉山（净）、马凤彩（刀马旦）、魏庆林（老生）、侯海云（花旦）、韩世昌（旦）、侯炳武（武生）等，他们这些河西村的子弟们先后进入昆弋班，拜师习艺，中晚期为北方昆弋培养了一批名师大家。庆长班不仅是“昆曲大王”韩世昌初入戏班学戏的地方，更为他将来成为北方昆弋晚期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清光绪到宣统年间，直至民国初年，昆曲在河北的安新县、晋县、祁州和保定一带都十分流行。在广袤的冀中平原，昆弋戏班及民间的昆腔弋腔子弟会非常多，他们经常演出于京东和京南的村镇，在农民群众中颇有影响。当时巡回各县演戏，一般都以四天为一个“台口”（即当时的舞台），四天里演出四个“帽儿戏”：《天官赐福》、《文昌点魁》、《八仙庆寿》、《六国封相》，全是含有喜庆吉利味的群戏，占用的人较多，藉此亮亮行头，亮亮角色，幔帐也是一天一换。“帽儿戏”演完之后，“正戏”才开始登台。演出的剧目精彩纷呈，如全本《白蛇传》、《玉簪记》、《玉杯记》等等，像这样的全本大戏，当时在农村很受观众欢迎。农民不但爱看昆曲，还在农闲和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遇到接亲送友、过寿日、办满月、娶媳聘女、买房置地、求神还愿等，动不动就唱几台戏。有时请来专业班社，更多地是请票会或子弟会。
北方昆弋发展的兴盛时期，也是荣庆社初创时期。1911年，京南昆弋艺人侯成章、侯喜瑞、侯益才等人合股集资购置戏箱，成立股份制戏班荣庆社。成立之初，荣庆社主要在河北保定一带演唱。1917年，河北各地屡患水灾，荣庆社无法继续维持生活，因此决定北上。荣庆社到北京演出，效果极佳，这是北昆极活跃的时期。主要演员韩世昌当时在北京与梅兰芳同为最负盛名的表演艺术家。
荣庆社进京演出后，行程并未停留在北京一处，还曾赴天津、上海等地演出，更扩大了北方昆曲在全国的影响。尤其是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件震惊剧坛，也让韩世昌名噪一时的事情。1928年，韩世昌带领荣庆社走出国门，偕侯永奎、马祥麟等20余人同赴日本，在大阪、东京、京都等城市演出，精彩绝伦的表演受到了日本观众的欢迎和赞许。
从1918年到1936年间，正是荣庆班社最为辉煌和鼎盛的时期。此后，由于各种外部环境和内部人事的因素，班社逐渐走向衰落，终因各种原因而走向了分箱，即分为两个班社：由侯永奎、陶显庭、郝振基等人组成的班社，继续以荣庆社为班名；另外，由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等人组成祥庆社。
祥庆班社成立后，在韩世昌和白云生的带领下，在鲁、豫、鄂、湘、浙、苏六省及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影响很大，是北方昆曲向南方传播的一次壮举，韩世昌誉满江南。但由于卢沟桥事变，演出只得草草收场。1938年秋天，韩世昌等人回到北京，他与祥庆班社也曾一度继续演出，但终因政局不稳，上座率低，无法营业，无奈以散班告终。祥庆班社解散后，韩世昌也很少登台演出，偶尔应邀参加一些艺术交流或曲社的教学等活动。在此后八年抗战期间，韩世昌蛰居天津，依靠教戏来维持全家生计。昆曲在北方的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逐渐复兴。当时，北京与天津、保定等地将硕果仅存的北方昆曲老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等人吸收到华北人民文工团，并专门成立了训练班，培育青年演员。1950年后，又先后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歌剧院民间戏曲团从事教学工作。
1956年，原荣庆社的成员韩世昌、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等再次携手，组成北方昆曲代表团，赴沪参加由上海市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的“南北昆会演”。这是南北昆曲的一次盛会，有韩世昌的《游园惊梦》、白云生的《拾画叫画》、侯永奎的《林冲夜奔》等经典剧目。此次会演结束后，北方昆曲代表团还赴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巡回演出。回京后，艺术家们又向文化部及文艺界作了3场汇报演出，使大家感受了北方昆曲本身的特色与价值。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首都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昆曲剧院便被提上了日程。
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成立，为艺术家们展示古老的昆曲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韩世昌、侯永奎、侯玉山、白云生、马祥麟等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第一代主力军，北方昆曲剧院的建立同时也担负起传承、创新、发展昆曲艺术的重任。此后，河北省和天津市戏曲学校都设立了昆曲班，河北省还成立了京昆剧团，高阳县也成立了昆曲学校，北方昆曲日趋繁荣。
（摘自《韩世昌与北方昆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