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曾如此评价北京人艺：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留恋不舍……
人艺老编剧梁秉堃曾为曹禺秘书，在《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中，他以第一人称的口气，讲述了从周总理到曹禺、于是之等老艺术家和大大小小的人艺鲜为人知的往事。
老人艺们的绰号
想起过去北京人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挺令人兴奋的，也挺令人留恋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至剧院院长、党委书记，下至各科科长、各室室主任，人们从来不称官衔，一律直呼其名，而且常常是亲切地免姓呼名，或者干脆起上个近似“爱称”的绰号。
比如，曹禺同志，大家从来不叫他“曹院长”，而是叫他“曹头儿”。以至连家属、小孩儿们也叫他“曹头儿”。他非但不反感，还会向你笑着答应。再比如焦菊隐同志，大家不叫他“焦副院长”、“焦总导演”、“焦导演”，而是尊敬地称之为“焦先生”。多少年来就这么叫惯了，甚至影响到周总理也跟着我们这么叫。
还有赵起扬同志，大家也从来不叫“赵副院长”、“赵书记”，而是叫他“起扬”；欧阳山尊同志，大家也同样从不叫他“欧阳副院长”或者“欧阳副总导演”、“欧阳导演”，而是叫他“山尊”……
这个优良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后来的各位副院长、副书记，大家分别叫他们：“是之”、“苏民”、“兆华”、“连昆”、“崇林”。叫的人上口，听的人顺耳，谁也不介意。如果你参加人艺一个会议，大约是听不出谁是“官”，谁是“兵”的。大家都觉得这种称谓有助于建立一种和谐、宽松的艺术创作气氛。
与此同时，人们还善意地创造了一些绰号，而且一经出现，便很快成为全院的共同“财富”，一叫就是几十年。
李绪文同志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从北京展览馆调到剧院来的，当时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剧院负责搞道具的制作和管理工作。他生就一副好嗓子，常常一边制作道具一边学那么两句歌唱家李光羲的《货郎与小姐》，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
1958年，剧院到山东巡回演出《烈火红心》和《红旗飘飘》，大家都住在济南山东剧场的后台。每天晚上演出以后，吃过了夜宵，人们总还要兴奋一段时间不愿意睡觉。有的闲聊，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打扑克，过着“夜游神”的生活。
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李绪文非常困，可是环境实在是不安静，他翻来覆去也无法入睡。
李绪文不得不哀求各位：“亲爱的大哥们，小声点儿吧，我实在没法睡啊！”人们理也不理，该干什么干什么。
“亲爱的大哥们，我求求你们了!”李绪文再一次呼叫着。
人们仍然不理睬，有的人甚至故意高声大笑。
李绪文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跪在床上，连连给大家作揖。
有人喊了一嗓子：“你先睡觉也可以，唱个歌儿我们就安静下来。”
“一定?”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好嘞!”李绪文无奈，便跪在床上唱起来，“卖布卖布来，卖布卖布来……”大家起哄似地鼓着掌。
歌唱完以后，人们的声音确实小多了，李绪文也就很快入睡，轻轻地打着呼噜。从此，每天晚上只要环境一不安静，李绪文便大声疾呼：“亲爱的大哥们！”一声下来，大家还真就放低了声音。同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时间一长，大家反把李绪文叫做“亲爱的大哥”了，后又简称为“大哥”。没过多少日子，全院都叫开了“大哥”，包括曹禺院长和赵起扬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