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次认识张临生是在很多年前的一次宴会上，当台北的主人介绍说这位女士名叫张临生的时候，我大为惊讶。更早以前，她是我在历史照片中见到的人物。照片中的她青春韶华，穿一袭旗袍，正在为日本天皇裕仁夫妇做讲解。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台北故宫在日本举办展览时拍的照片。当时，张临生还只是台北故宫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多年之后，她升任副院长，并在2000年的时候与秦孝仪一起退出了台北故宫的舞台。
在我印象里，台北故宫任何大小事情好像都逃不过张临生的记忆。大到蒋复璁、秦孝仪两位老院长的历史功绩，小到哪位老先生和哪位老先生互相堵气，谁家的儿媳妇和婆婆闹别扭等等她全知道。
2008年的夏天，我去她家做客。她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精于茶道。他用一把康熙朝的紫砂壶为我泡了一壶陈年的普洱茶，我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品了半天，也品不出个中滋味，只得连声称妙。
我这次来，是要向张临生解释片中的一个细节，她对我执意要在片中提到的这个历史细节不太高兴。它涉及到一个人——孔子第77代孙、末代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
40多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当时故宫迁台文物还躲在北沟的大山中。梁廷炜先生打开库房大门做例行检查，结果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中的10册被雨水浸泡粘连在一起，已经无法揭开了。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梁廷炜和联管处故宫组组长庄严立即层层上报。
被泡坏的10册《四库荟要》是故宫633号箱中的《左传注疏》二册、《春秋权衡》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册，以及856号箱中的《栾城集》一册；另外1021号箱中的23册书籍也发生了霉变。
这件事让所有的人傻了眼。不久，“监察院长”于右任发来一道措辞严厉的公函，称：“其损失情形如何，主管人员有无失职咎责？应予调查，以明真相。”当时，担任联管处主任的正是孔德成，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虽经多方慰留，最终还是引咎去职。
对于另外两位直接责任人梁廷炜和庄严的处理结果是，二人“任职年久，服务勤慎，此事又系梁科长自行发现，应从轻议处。”说是从轻，但仍然给了庄严申诫、梁廷炜记过一次的严厉处分。
这是1933年故宫文物迁出北京紫禁城以来整整30年间唯一的一次损失，其原因竟然是库房附近的小孩玩耍时用石头砸碎了库房的屋瓦所致。后来，联管处故宫组又将粘连、霉污的《四库荟要》重新抄写修补，共依原书式样重抄866页，修补1300多页，基本恢复了原貌。
孔德成和张临生是师生，也属忘年交。张临生说起衍圣公大人就像说起邻家的老顽童，她家玄关处挂着的就是奉祀官的墨宝。出于“为圣者讳”的原因，她对我们要在片中讲述上面的那个故事不以为然。
孔德成，字玉如，号达生，孔子第77代嫡孙。1920年2月23日他降生的那一天，北洋政府于曲阜鸣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百日当天，大总统徐世昌袭封“衍圣公”，是为第77代衍圣公，也是最后一代。1935年，民国政府为适应共和政体，改衍圣公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仍为世袭官位。孔德成因此成了末代衍圣公和首任奉祀官。
1949年4月，孔德成从美国辗转来到台湾，复建了台北的家庙。当大陆的文物一船一船运来台湾之后，杭立武在台中糖厂成立了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取了一个冗长而拗口的名字——“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杭立武是第一任主任，1956年8月杭立武调离，孔德成继任。
张临生虽然离开台北故宫许多年了，但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很厚，她显然不愿意我们在片中说起《四库荟要》被雨水泡坏的往事。我最终说服了她，我的理由是“不以一眚掩大德”。她也答应说服孔德成接受我们的采访，但适逢老人家偶感微恙就拖了下来。我也没有在意，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
200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张临生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今天上午10时50分孔德成安详辞世，享年89岁。这成了我们摄制组又一无法弥补的憾事。此前，2006年底，当我们正准备采访秦孝仪的时候，转过年的1月7日，他也安详辞世。
身后，孔德成被安葬在台北县三峡镇龙泉公墓，他是第二位没能入葬曲阜孔林的衍圣公。第一位是第48代衍圣公孔端友，因为当时是南宋。
衍圣公制度始于西汉初年，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册封孔腾为“奉祀君”。从此世袭罔替，直到1935年的孔德成。其间，北宋仁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改封衍圣公，也相沿不改直到孔德成。
后来，马英九“册封”孔德成的长孙、孔子第79代孙孔垂长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是第二代奉祀官，本应是第79代衍圣公。奉祀官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个世袭的官爵，在如今的台湾，它更是那些铁了心要“去中国化”的人们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绊脚石。我不敢猜想，圣人家族手中这根接力了两千多年的文化权杖，还能往下传递多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