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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我到过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台北故宫，另一个就是台湾大学。台北故宫小隐于野，藏在外双溪的山中，等着人们去朝觐；台湾大学中隐于市，坐落于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上。这里是台北典型的繁华地段，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总是车如流水马如龙。
走进台大正门，向右拐，有一条细细长长的小路，它领着人们前行。前面，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园林。园中古木参天，热带炙人的阳光硬是照不进来，厚厚的青苔长在石板路上，走在上面要小心滑倒。园的正中是一座古希腊式的穹顶，十六根粗大的廊柱环侍在侧。穹顶下方是一个大理石砌成的石棺，棺的正面有七个篆体字——“傅校长斯年之墓”。
傅斯年就葬在这里，这个小园因而也叫傅园。在台大，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为外人道，一个是傅园，另一个是傅钟，它们总是同时被人们提起。每当上下课时，傅钟都会敲响二十一下，这是个典故，它缘自傅斯年的一句话——“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也是当年文物迁台的主谋者之一，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共有976箱文物动运到了台湾，在6个机构中，数量仅次于故宫，超过了中博筹备处和中央图书馆。这976个箱子里装的是安阳出土的殷代铜器、玉器、石刻和甲骨。其中甲骨25000多片，几乎占我国现存甲骨数量的一半；另外还有史语所的全部藏书和大批明清档案，包括北宋景佑刻本《史记》、宋本南华真经、明抄本《明实录》等等。来台之后，史语所的箱子都留在了小镇杨梅，并没有随大部队前往台中糖厂和北沟。后来，“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复建，这批东西就运往了那里。
1949年4月，北平文化界群起声讨文物迁台。9日，《进步日报》全文刊载了声讨檄文，文章的副标题是“应宣布傅斯年等为战犯”。
谁都有可能留在大陆，唯有傅斯年不可能。在那一代学人中，傅斯年的“反共”是出了名的。然而，当我们细读傅斯年平生著述时会发现两句有意思的话。第一句是：“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第二句是：“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傅斯年绝决的反共立场并非完全源于“共产”与“自由”二者的主义之争，这其中另有隐情。这一隐情和他的第七世祖、大清王朝“开代文章第一家”傅以渐有关。
顺治三年，正当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时，傅以渐参加了顺治朝的殿试，并一举夺魁。就这样，他成了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位状元。从此，他把毕生的才情奉献给了顺治皇帝，并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衔，是清朝名副其实的一代贤相。
在傅斯年繁多的史学著述中，我们找不到有关这位显赫祖先的只言片语。短短54年的人生旅程当中，他更羞于对别人提起傅以渐的名字。一种莫可名状的耻辱感躲在爱国者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这位爱国主义者因了先祖的失节而变得更加激进，激烈的反日和反俄言论在他的著述中俯拾皆是。越是到了人生的晚期，随着抗战的胜利，他的矛头越指向苏联，并进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马前卒和代理人。如此，傅斯年完成了从“仇俄”到“仇共”的心理转换。
在“党国”的最后关头，他拒绝了李宗仁邀其参与国共和谈的请求，并在回信中直言：“共产党……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之先锋队。”
傅以渐曾先后担任《明史》、《清太宗实录》的纂修官，以及《太祖圣训》、《太宗圣训》、《通鉴全书》的总裁官。按道理，作为一代最重视“材料”的史学大家，傅斯年应当备加推崇这位七世祖才对。然而相反，他为之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十字架。
傅斯年的心理支柱是顾炎武。1928年，史语所刚创办时他便为办所立下了三条“旨趣”，其中“第一条是保持亭林（顾炎武尊称亭林）、百诗（阎若璩字百诗）的遗训”。顾炎武成为傅斯年心理支柱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因为他的学问，第二是因为他拒不仕清，第三则是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武装抗清。我猜，后两个因素在傅斯年心中的分量不知要比第一个大出多少倍。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唱响在傅斯年短暂的人生旅途当中。完全可以这样推测，在傅看来，蒋家王朝亡于中共不算“亡国”而算“亡天下”，后者比前者要可怕得多。
300年前，明清鼎革天下将“亡”的关头，他的先祖竟率尔降清；300年后，又一个“亡天下”的考验摆在了傅家后辈的面前。在南京围城之际，傅斯年随身携带着一大瓶安眠药。可以想见，一旦城破而傅斯年未能逃出，一代大师必定饮鸠死节，除此之外，不再会有其他悬念。
我在傅斯年的墓前默立良久，除了那个七篆书之外，墓上并没有墓志铭。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曾经请傅斯年写字，谁知他竟提笔写了“归骨于田横之岛”七个字。屈万里先生曾建议把这七个字也刻在墓上，我猜恐怕是调子过于低沉了吧，最终没能实现。
台湾大学与台北故宫是一对教学相长的兄弟，两边的教授和专家互为师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一直觉得，只是因为有了傅斯年，台湾大学便是北大精神在台湾的继续，也是五四余脉在台湾的具体化现。
现在，当人们提起“五四运动”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之等人。人们不知道的是，1919年5月4日当天，肩扛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头的那个人，正是傅斯年。
胡 骁（作者为纪录片《台北故宫》总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