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描述鲁迅的文字把他刻画成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是紧皱双眉严峻凝重的，没有个性和生活，而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下一个空壳。”
“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
———周海婴
鲁迅独子周海婴于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大知道这位“鲁迅之子”是无线电专家，是摄影家，也是原国家广电总局的副部级干部。
对于父亲，周海婴一直认为公众的认识在很多方面存在片面性。“一些描述鲁迅的文字把他刻画成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是紧皱双眉严峻凝重的，没有个性和生活，而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下一个空壳。”作为鲁迅家人，周海婴觉得，当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被革命性所掩盖后，鲁迅形象很空洞，“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
“鲁迅被送上神坛后，人们已看不到他温情脉脉的一面。这一面被忽略掉了。”长期研究鲁迅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崇科对羊城晚报记者说。他认为，从周海婴身上，可以重新发现鲁迅作为一个男人，为人父、为人夫的另一面。
文坛铁汉的柔情
周海婴说，自己的出生是一场意外。
在他将出世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许广平产后，年已半百的鲁迅特意送了一盆花给她。就是这个新生命，让“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坛铁汉向爱人展露出柔情浪漫的一面。
“周海婴的出生对鲁迅影响非常大。”朱崇科对记者说，“鲁迅很喜欢这个儿子，他为儿子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鲁迅把他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在往后的七年多时间里，鲁迅在自己的日记里，在和友人的通信里，常常事无巨细地提及自己儿子。“单单从这些记录中，很难拼凑出鲁迅为人们所熟知的伟人、文豪形象，而更多只是一个令人倍觉温暖的慈父。”朱崇科说。
鲁迅做事十分认真，书房也整理得很好。即便儿子在书房玩耍，弄得乱七八糟，鲁迅也绝不生气，只待儿子出去了自己再收拾房间。根据周海婴回忆，他曾问过父亲：“爸爸能吃吗？”鲁迅当时的回答也童趣盎然(似是用商量的口吻)：“按理说是可以的，但爸爸只有一个，吃了就没了，所以还是不要吃的好。”
他们怎样做父亲
鲁迅在1919年写下《我们怎样做父亲》，他在文中谈及对后代的教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0年后，周海婴的出现，让鲁迅真正地实践“怎样做父亲”。
“鲁迅持‘幼者本位’的立场，主张理解孩子、平等相待、解放孩子。”朱崇科总结，“即便在今天看来，都依然值得借鉴。”
作为一个男孩，周海婴也偶然因顽皮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他这样回忆。在鲁迅给自己母亲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
据朱崇科介绍，年幼的周海婴曾跟父亲说，要是自己当爸爸，就要当更好的爸爸，不打人。这小小的孩童之言，极大地触动了鲁迅，使他更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鲁迅宽容的家教方式对周海婴产生了深刻影响。2006年，当媒体问起周海婴对孙女有意加入娱乐圈有何态度时，他表示自己秉承鲁迅宽容的教育方式，“哪怕她想要进娱乐圈，只要是正当的，我们家里也不会反对。”
晚年得子的鲁迅并不忌讳和年幼的儿子谈论死亡，他曾对儿子说：“我会死，你也会死。”更不避讳对儿子进行性教育，“就目前资料看来，鲁迅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早讲生理卫生课的人，没有之一。”朱崇科介绍，早在1909年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里，鲁迅已经在自己的课堂上向学生讲授生理知识(包括性知识)。
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
“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理工专业出身的周海婴曾用“紧箍咒”形容文豪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
父亲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在北大读书时，身边的同学打桥牌、跳交谊舞。出于好奇，他偶尔走去观看，背后就会有人指指点点：“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鲁迅的光环对他有束缚作用，”朱崇科指出，“如果说鲁迅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周海婴就是旁边的一棵小树。鲁迅既给了他养分和保护，也为他带来了阴影。”
作为鲁迅仅有的一个儿子，周海婴做了不少纪念、研究鲁迅的工作。他本人曾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2010年，《鲁迅回忆录》的许广平手稿本得以完整面世，周海婴是该书的主编。
周海婴曾向媒体表示，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和他的文化精神，得到“还原”和“解放”。“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从他的外貌和生活上进行还原。”
“要放弃小我，一定要做好鲁迅精神的传承工作。”这是今年春节，周海婴在病榻上对自己儿子的叮嘱。
“他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二手的材料，而且在许多议题上引起人们对鲁迅的持续关注，况且他本身就是研究鲁迅思想的绝佳载体，这是他价值重大的地方。”但是，朱崇科也指出，由于他直接的血缘关系，使之无法超越自身主观的局限，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朱绍杰、何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