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巴金纪念馆里应有“文革”博物馆

　　巴金纪念馆里应有“文革”博物馆

　　作者：周俊生     

    上海西区，一条幽静的马路上，在法国梧桐树荫的深处，伫立着一栋三层花园洋房，它的门口铭牌标记着武康路 113号，那是中国著名作家巴金生前在上海的寓所，也是他在上海住过最久的地方。在巴金离开我们的第六个年头，上海市有关方面决定将巴金的这座故居改造为巴金纪念馆，这一计划已经实施，并将在年内筹建完成。届时，巴金故居及巴金纪念馆都将向公众开放。

　　巴金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早在“文革”之前，巴金即已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所谓“鲁郭茅，巴老曹”的座次一度成为文学界的定评。今天，时代的演变已经改变了这种排序，其中有的星光已经暗淡，但巴金却依然得到世人的尊敬。巴金的长寿使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但更重要的是，巴金在新时期以足够的勇气审视自我，审视他所处的时代，对社会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从而作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他的晚年，身体不好，创作力也已衰退，然而他却在他的寓所里，一笔一画地记录下了他的精神历练。经历过“文革”的灾难，他没有像同时代的作家那样只是忙着诉说自己所遭逢的不幸，或者把笔触停留在对他人的控诉上，而是深入地思考“文革”在中国得以形成的土壤。他剖析着自己的灵魂，面对他在“文革”之前就已写下的批判胡风、批判右派的文字，他无地自容，勇敢地鞭挞自己的懦弱，而不是简单地把它推诿给时代。他痛感生活中假话盛行的风气，大声疾呼要说真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间，用这种思考给我们留下了煌煌五卷《随想录》，完成了他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应该担负的使命。巴金晚年的这部作品，就像他年轻时的老师鲁迅晚年留下的大量杂文一样，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小说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乃至思想理论的一座丰碑。

　　巴金在他的《随想录》里，深刻地分析了“文革”产生的路径，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他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记取这一段黑暗的历史。但是，尽管巴金不断在多种场合就此作出呼吁，尽管他的这一倡议在当时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支持，他的这一心愿终于未能在他的生前实现。那么，今天，当上海筹建巴金纪念馆的时候，如何面对巴金的这个心愿，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作为一个年轻时就不断地从巴金作品中吸取营养的读者，我希望上海有关方面能够认真考虑巴金生前的这个愿望，在巴金纪念馆里设置有关“文革”的内容，让我们看一看，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作家，在那个可怕的岁月里，他们遭受着怎样的折磨；让我们看一看，那时曾经怎样对待我们身边的伟大作家；让我们看一看，那时曾经怎样疯狂地摧残着人类的文明。

　　今天，我们早已告别了“文革”的梦魇，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的这幕悲剧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时候，遗忘也许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文革”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巴金生前苦苦思索着“文革”的基因，他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希望让我们能够挖出这种基因，避免“文革”的灾难再度发生。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如果这个正在筹建中的纪念馆，将来展示给人们的只是巴金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只是巴金的笑脸，而缺少了他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缺少了他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喊，那么，这样的巴金留给后代的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形象。

　　“文革”是我们民族背负的一块伤疤，它留给我们的是痛苦的记忆。面对这块伤疤，我们选择了遗忘甚至屏蔽。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文革”虽然早已被彻底否定，但由于对“文革”的基因未能彻底清算，某些“文革”式思维还在顽固地表演着，正在阻碍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继续前行和发展。因此，尽管面对“文革”会让我们感到痛苦甚至难堪，但是直面“文革”的灾难却有助于我们祛除“文革”的基因病魔，防止“文革”式思维卷土重来。因此，在巴金纪念馆里设置“文革”博物馆的内容，不仅是对巴金个人的尊重，更有利于今天我们推进改革开放，有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