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一路唱一路苦泪一路的钰灵芝
□崔春昌
第127期统筹 黄世明
钰灵芝是土生土长的奉天落子名旦，她一生很坎坷，受尽了官吏、特务、土匪、流氓的欺辱。
为了生存，钰灵芝四海为家，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走一路唱一路，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以至于在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一些地方，人们提起奉天落子，就想起钰灵芝。
400元奉票把自己卖了
钰灵芝，1913年出生于奉天大什字街的一个大杂院。父亲拉洋车，母亲给人家缝洗衣服，家境十分贫困。
钰灵芝8岁时，父亲病故。 13岁时，母亲又病倒了。为了给母亲治病，哥哥高洪恩借了400元奉票的高利贷。谁料，钱花光了，母亲的病也未治好，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凄然离世。
刚葬下母亲，债主就上门来逼债。兄妹俩无力偿还，债主便要抢钰灵芝做抵押。慌急之中，钰灵芝躲进一个戏园子里。老艺人马虎亭得知她的家境后，很是同情，又见钰灵芝长得水灵，是块唱戏的料，便拿出400元奉票将她典下，写了四年学徒合同。
靠这“卖身”得来的400元钱，钰灵芝还清了债务，从此，跟随马虎亭学起落子。
马虎亭艺名月牙红，早年为西路落子艺人，在关内外享有盛名。他以泼辣的表演和独特的“公鸭嗓”形成了自己的演出风格。
钰灵芝聪明伶俐，学起戏来非常刻苦。马虎亭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成个名角，得请好师傅教她。”于是，他便花钱请当时一些著名的演员王文舫、小白菜、葡萄红等人教她唱戏。
钰灵芝仅学了三年戏，便开始挑大梁唱戏。
骂杨宇霆却碰上杨的外甥
“九·一八”事变后，艺人纷纷逃离沈阳。钰灵芝也与兄长高洪恩跟随马虎亭北上。在齐齐哈尔演出期间，高洪恩与人合买了一张彩票，中了末奖，他便拿出400元还给了马虎亭，使钰灵芝在经济上脱离了师傅的控制。从此，马虎亭把戏班交给高洪恩管理，并傍钰灵芝唱戏。
在国土沦丧的形势下，钰灵芝让戏班的编剧文建华编写新词，在戏中演唱，鼓舞人们抗日热情。
《花为媒》本是古装戏，钰灵芝却在《报花名》中唱出这样的句子：“八月里开桂花，中秋月明，郭松龄起兵滦州反奉未成，九月里开菊花，又经风霜，有金钱助一助马占山军饷……”马占山手下的军需处长看戏后，对钰灵芝说：“你们不愿当亡国奴，把旧词改成新词，在台上演唱，这也是支持抗日！”
几个月后，钰灵芝离开黑龙江去铁岭演出，戏中仍唱新词。在《报花名》中她唱道：“六月里开荷花，荷花正青，张大帅临时出了北京，挂专车来到奉天省，狗特务勾敌人把火车道来崩，临时大帅丧了命，张学良为报父仇，枪毙了杨宇霆……”不想这段唱竟惹来麻烦，钰灵芝在台上刚唱完，就被一伙人强行拉走，关进班房。高洪恩托人探听才知道，铁岭县的县长是杨宇霆的外甥。钰灵芝在县长的家门口骂他娘舅，当然要倒霉。后来高洪恩卖掉一些首饰，找人说情。钰灵芝才被放出，但县长下了驱逐令，命她立即离开铁岭。
上海演出，张学良亲点《十三姐进城》
1935年6月，钰灵芝被上海恩派亚大戏院经理徐培根看好，以每天40块大洋的价码邀去上海。钰灵芝在这儿与爱莲君、白玉霜戏班合作，三班联合演出，形成强大的阵容。
1935年8月，她们应邀参加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国际饭店宴请张学良将军的酒会。钰灵芝先唱了一折《败子回头》。张学良听后，余兴未尽，又点了一出《十三姐进城》。这是一出小戏，以一位姑娘帮助一位化妆成伙计而进行私访的官员进城为主要情节。剧情虽然简单，但很俏皮、火爆，很像东北的二人转。白玉霜与钰灵芝都不曾唱过此戏，为不扫张学良将军之兴，她们临时抓词，凭着经验即兴发挥地演唱。白玉霜演“姑娘”，钰灵芝演“伙计”，由于她们默契配合，互相捧场，所以演出效果很好。张学良看后，很高兴，另外赏给她们50块现大洋。
演出后，张学良把艺人们留下同桌进餐。钰灵芝回忆说：“跟少帅同桌吃饭，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当时我很拘束。少帅不时说些风趣的话，逗得大家笑声迭起。当少帅听出我的东北口音，便问：‘你是东北人吧？’我说：‘我是奉天人。 ’少帅高兴极了，对我说：‘噢，咱们是老乡，’接着他又自豪地说：‘咱们奉天人唱落子最好听了。’白玉霜坐在一旁着了急，忙说：‘少帅这么说，我们天津人唱得就不好听了？’少帅立刻笑道：‘不，不，你们天津人唱得也好，不然怎么叫你评剧皇后呢？’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样一来，我也不像开始时那么拘束了。在谈活中，少帅不时流露出对东北家乡的怀念之情，他问我：‘想不想老家的高粱米饭吃？’我说：‘想，想得很。 ’少帅说：‘等赶走日本鬼子，我们就回老家看戏，那时就可以天天吃又香又甜的高粱米饭了。 ’”
哥哥被匪徒打死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时局紧张起来，钰灵芝便与她的伙伴们，随着逃难的人群，沿长江向西流动，途中在汉口、长沙等地演出。由于形势紧张，人心惶惶，再加上语言的障碍，观众听不懂戏词，所以上座率一直不好，戏班经济拮据。钰灵芝便与大家研究怎样能让南方观众听懂落子。戏班中有位叫刘子恒的文化人出了个主意，把唱词印在戏报上，让观众看词听戏。于是设计出二尺长的戏报。把戏里的主要唱词印上，然后随戏票发给观众。观众有了戏报，果然听懂了，该笑的地方他们点头笑，该叫好的地方便鼓掌。这样一来，剧场的上座率好起来，戏班总算有了些收入。
不久，钰灵芝流动到重庆。她满以为这儿是大后方，可以安稳地演戏，但没等演出便被警察局封了箱，接着当地地痞、流氓也来捣蛋。戏班一歇便是十几天，几十口人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在钰灵芝带动下，大家凑了点首饰去街里卖掉，买了些礼物，送给一个叫“黄老七”的地头蛇，求他说情，才准在又小又破的大华剧场演出。钰灵芝打炮演出了《马寡妇开店》，这儿的许多观众都是从北方逃难过来的，他们对落子倍感亲切，因而上座率较好。为了争夺更多观众，钰灵芝班与京戏科班出身的武功教师陈玉林、李魁轩合作，在《花为媒》、《三节烈》剧中增加武打场面。并排演了《金鞭记》、《孟姜女》、《红鬃烈马》等连台本戏。演出后，上座率骤增，钰灵芝大红特红。后来，在重庆落脚的评戏、京戏、川剧、话剧等八大戏班组织抗日救国义演，竟由钰灵芝压大轴。由于戏班在重庆的业务情况很好，所以一演便是几年。
后来，钰灵芝又带戏班去成都演出，演出虽然很红，但常遇到国民党兵痞砸戏园子和特务流氓侮辱，致使她的处境很尴尬。
1943年，钰灵芝在成都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演戏时，一群匪徒撞入她的住处，把与她相依为命的哥哥打死，抢走多年的积蓄。从此，她孤身一人，一贫如洗，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竟懒散起来。可为了生活，还得唱戏，由于精神恍惚总忘词，已不能演主角戏了，甚至连当配角也不受欢迎。有一次因误场，遭剧场老板毒打，使她很伤心，便离开成都，去四川北边的广元县搭班演出。在那儿她又唱红了，可是广元县秩序很乱，到处都会遇上地痞流氓的骚扰。有时钰灵芝演出完了，回到家中，流氓特务早已钻进她的被窝。
现实逼得她实在没法生活下去，于是便不再唱戏了，改名叫高秀藩。隐姓埋名，嫁给一位旧军官，和外界再不来往。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钰灵芝信息全无，人们都以为她死了。
名伶在云贵高原焕发青春
四川解放后，钰灵芝丈夫的部队起义，被改编成解放军。部队开拔参加修筑成渝铁路，钰灵芝不想一个人在家，便随丈夫来到铁路工地。在工地上，她被当年的老观众认出。战士们一听工地里有个大艺术家，纷纷围上来，又是鼓掌又是欢呼，非让她唱一段落子。钰灵芝心里很感动，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严。部队首长知道后，对她说：“你要把自己的艺术贡献给人民。 ”并鼓励她在工地上演唱。
在工地演出中，钰灵芝遇见了当年戏班的一位老伙伴。这位老伙伴见她活着，大为吃惊，也很高兴。告诉她，班里的伙伴们都在贵阳，党和政府对艺人很尊重，演出环境非常好，希望她去贵阳，与老伙伴们一起演出。
1953年12月，钰灵芝到了贵阳，参加了刚组建的贵阳评剧团。这个剧团实力很雄厚，人员大多来自当年她所在的那个戏班。钰灵芝担当了这个剧团的主演，人员还有柴桂芬、张彩兰、王东坡、李魁轩等。
钰灵芝在贵阳排演的第一出戏是《白毛女》，上演后社会反响强烈。从此，这位来自奉天的名伶在云贵高原红了起来，钰灵芝焕发出艺术青春。
钰灵芝一生很坎坷，但她却为艺术执著地活着，直到80年代末，她还在从事评剧教学工作。她的影响很广泛，东北三省、京津、上海、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都有她的艺术足迹，她犹如一粒种子，把奉天落子播撒到祖国的大江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