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生活问题全景扫描

　　当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论及“语言是存在之家”时，哲学高度的语言与人类的栖息之所——“家”紧密契合在了一起。

　　语言问题的国家高度

　　时至今日，语言与国家的关系日益突显，看待语言的视角也从单纯的工具论发展成了资源论，因为把语言当做一种资源更具有战略意义。我国是一个语言大国，语言资源极为丰富，但有些语言资源已经岌岌可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语言》收入129种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语言，有专家认为，“在这些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个别语言在调查研究资料公布之际，已经完全失去交际功能。”

　　关于濒危语言的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在倡导文化多元性的今天，这个问题更是不可回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子杂志《信使》中有文章说，“每一种语言都是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它们独特的联想和比喻、思维方式、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犹如建筑般精妙的结构结合起来，但这种结构极易受到损伤，一不小心就会永远消亡。我们人类应该像关心世界动植物物种消失以及生物多样性那样关心濒危语言。”

　　为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决定，将每年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2010年6月17—18日我国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以 “保护母语，传承文明”为主题举行纪念国际母语日活动。我国正在进行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使语言档案留存。

　　除了语言的资源属性备受关注外，语言在信息化社会中的应用更是事关重大，在某些恐怖事件中，语言监听监测如果发达到可以随时随地辨识语音讯号，恐怕惨剧就有可能避免，除此之外，甚至天外来客的讯息都要依托语言符号的编码和解码。信息化给语言学家带来难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术与产业共繁荣的发展机遇。

　　跨学科合作和跨国家合作已成为产研的模式和路径。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值得我们重视，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数据，国产手机输入法软件市场，基本由外国企业所垄断，我国仅专利费用就需要每年向国外企业交纳数亿元，语言问题已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据悉，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与国家语委于2011年4月8—9日在扬州举办“语言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论坛，对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国家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研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问题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跃升到2006年的43.9%，增速是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57706万，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快于同期世界城市化增长水平。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我国将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进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有些问题已经突显出来，如城市风貌的留存、城市环境的保护等，城市化使人口相对集中，在集中过程中，频繁发生的语言接触为我们的语言研究者和工作者提出新的课题，如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新形势下推广普通话与规范汉字的问题、特殊群体的语言服务问题、公共场所名称命名问题等，不一而足。

　　汉语国际教育问题是语言问题

　　语言是不同民族间和不同国家间交往的桥梁。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同时也作为联合国的一种工作语言，在国际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的全球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国家和学术界对汉语传播的认识也由对外汉语教学转变为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高度。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建成以来，截至2009年底，我国已在世界上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汉语国际教育从学科交缘性角度可以认为是语言学、教育学、传播学和国际政治等几个学科交集的领域，以语言教学为主要手段，来达到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的。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要冷思考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诸多问题，如孔子学院的全球布局问题、语言教学中的“三教”（教师、教材和教法）问题及“三教”问题的本土化问题、课程设置问题和与其他学科的共同研究问题等。

　　语言生态与语言规划

　　“语言生态”特指“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16日）上有专家从政治学视角切入研究语言政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贺阳的《高校母语教育的问题与思考》引发了学界对母语教育滑坡问题的广泛关注。在第四届语言与国家高层论坛（2010年11月8日）上也有专家关注“城市化进程与高校语言生态教育”问题。从语言生态入手来观测语言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实际上，这为国家语言规划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提出语言生态的目的是希求通过语言和谐来促进社会和谐。面对语言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管理部门需要及时从纷繁的社会关系中梳理出“语言问题”的头绪，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解析问题。

　　语言研究亟须反思

　　当我们的语言学者习惯于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语言事实时，当美其名曰为寻找语言共性而努力时，我们不免有些担忧，长此以往下去，我们的创造力会不会成为拾人牙慧的低级重复力，特点鲜明的汉语和各种方言会不会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注脚，这是我们不能不关注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语言研究理论化程度和速度都很不够，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现在学风的原因。即使产生一些本土化理论，在语言实践中的应用也往往是脱节的，所以，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提出，“语言生活问题：解决胜于关注”。时代赋予了当今语言研究的综合性特点，多学科、跨学科交融下的研究注定成为发展趋势，在这种学术语境中，语言学该如何发展，以往的研究有哪些经验和教训，研究范式是否该发生深刻变化，语言研究能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作出什么贡献，凡此都值得整个学界深入思考。（本报记者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