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学翻译
马爱农
马爱农，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主要译作有：《船讯》《到灯塔去》《绿山墙的安妮》以及“哈利·波特”系列小说。
走上翻译之路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比较早就找到了愿意一生从事的工作，并在事业起步时得到最有力、最无私的帮助。上世纪80年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一位朋友从日本带给我一本红封面的英语小书《绿山墙的安妮》，说这本书在日本深受欢迎，其中部分篇章被选入语文教材。当时我是大学英语系三年级学生，读过一些英语文学原著，但对这个红头发姑娘的故事并不熟悉。没有想到的是，我一读就再也放不下来。安妮飘然灵动的想象力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些充满童趣和幽默的情节让我喜爱，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美丽风光令我陶醉和向往，一个强烈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心：这么好的作品，为什么不把它翻译过来，让更多中国读者看到呢？
也是偶然的机会，那一年我在大学选修了编辑学，老师教我们如何策划图书、申请选题，于是我满怀热情地写了《绿山墙的安妮》的选题计划，报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选题得到批准后，我就以高涨的热情开始翻译这本书。我的祖父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老译审，一辈子从事翻译工作，得知这一消息专门从北京赶到南京，为我指点、把关。那个暑假，在火炉似的南京，面对要翻译的第一本书，我的心情非常虔诚，但翻译技法却是稚嫩和笨拙的。祖父在另一个房间伏案工作，用红笔在我的译稿上逐字修改，几乎每句话都经过他的调整和润色，经过修改的稿件总是通红一片。祖父说话不多，并不给我长篇大论地上课，但偶尔会点拨几句，“宾语不要放得太远”、“连词不要用得太多”……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书稿终于完成，我恭恭敬敬地抄写一遍，交给了出版社。
那两个月里我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说为我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基奠，我尝到了翻译的快乐，也初步感受到翻译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项技能，需要不断地用心揣摩，总结规律，也需要用大量的实践去积累经验，提高技巧。
翻译是一种快乐
20多年来，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带给我的快乐是无穷的。阅读文学作品，如同透过一扇扇窗口观察别人的生活，获得别样的人生体验。而翻译文学作品，则让你潜入作者内心，进入他的思维轨迹和情感氛围，喜怒哀乐都与他同步，感同身受地体会文学大师的精神活动。对我来说，这种忘我的陶醉远远超过阅读，超过欣赏戏剧和电影。《绿山墙的安妮》使我深深迷恋翻译，从此欲罢不能，这些年来几乎从未停止过文学翻译。
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船讯》，使我感受到在荒凉粗犷的纽芬兰，那些认真生活的普通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让我透过大师的眼睛，窥探人类精神领域晦暗的、深不可知的层面。翻译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的那几个月，我跟随作家沉浸在对女性意识和生命本质的探究之中……而带给我更多快乐的，是我翻译的那些儿童文学和青少文学作品。《绿山墙的安妮》《花季的安妮》《小王子》《绿野仙踪》、“哈利·波特”系列、《五个孩子和它》《黑骏马》《古堡里的月亮公主》《玉女神驹》《地海巫师》《寂静的星球》《汤姆的午夜花园》《对女巫低语》《咯咯精的招数》《猫头鹰王国》……
我翻译的文学作品，有些是流传不衰的经典名著，有些是当代作家的最新作品，作为译者的我，不仅在拿到新出版的样书时体会到成就感和满足感，更在翻译的过程中享受无尽的喜悦，一次次遨游在作家用想象力构建的奇妙国度里，跟书中人物一起经历种种有趣的冒险，和他们一起欢笑、一起忧愁、一起愤怒和恐惧。我模仿他们说话，替他们表达思想，我尽可能地把信息和情绪传递过来，让译文的信息和情绪尽可能地接近原著。霍格沃茨神秘幽深的过道、魁地奇比赛时背景中的城堡和蓝天、小王子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爱德华王子岛的红色土壤和蓝色大海、绿野仙踪里的那条黄色小路……都曾那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理解的文学翻译
就像我上面说的，翻译，就是尽可能地传达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文学翻译，除了传达内容之外，还要把原著里的情绪、氛围和意境也有效地传达过来，使中文读者通过译文，得到与英语读者读原文时相同的信息和感受。
一直以来，大多数人理解的翻译标准是“信，达，雅”三个字，而我认为，一个“信”字足矣。这里的“信”，不只是文字的忠实，而且是情绪、情境、风格、技艺等诸多方面的忠实。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这话不假，但这种创作是有框架的，译者发挥想象，调动情绪，遣词造句，只有一个目的，让他的译文尽可能地与原作相吻合，尽可能地填满由原作者设定的框架，任何不足与外溢都不是合格的译文。做到了“信”，也就是充分表达原作的内容、情绪、氛围、意境。他流畅，你也要流畅；他简洁，你也要简洁；他啰唆，你也要啰唆；他优美，你也要优美；他生涩，你也要生涩；他结结巴巴，你也要跟着结巴起来。
美国乡巴佬和英国绅士绝对不能用同样的口吻说话，狄更斯和海明威也绝不能用同样的文笔去传达，翻译爱伦·坡时所表达的情绪，当然也跟翻译哈利·波特时完全不同。如果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却把孩子们之间充满童趣的对话变成大人腔调，那么不管多么流畅优雅，都不是“信”； 如果原文塑造的是一个粗人形象，到了译文里却变得温文尔雅，说起话来文绉绉，也不是“信”；如果原文的基调是晦暗沉郁的，翻译过来却变得轻捷明快，更不是“信”。
文学翻译工作者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呢？我认为首先要喜欢文学，喜欢读书，喜欢文字，喜欢翻译。文学翻译是一门清苦而寂寞的工作，只有真正喜欢的人，才能耐得住寂寞，踏下心来细细揣摩，并从中得到乐趣。很难想象一个并不爱好文字的人，能够充分体会和传达文学作品的精妙。
做文学翻译，想象力的作用非常重要。只有自己想象出原作中的一切，看见那些画面，听见那些声音，感觉到那些情绪，才能准确而有效地把它们传达出来。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可以锻炼和提升想象力，增强文学的感悟力。不爱读书的人，势必也译不好书。
扎实的中英文功底更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以为英语好就能做好翻译，其实中文好同样非常重要。好的英语能帮助译者准确深刻地理解原文，但如何传神到位地表达出来，就需要译者有深厚的中文素养。句子要贴切、灵动、传神，选词要准确、表现力强，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平时的阅读积累。许多英语专业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就很少再读中文作品，这对于从事文学翻译来说是很不利的。
翻译的实践和技巧
翻译同时也是一种技能，可以熟能生巧，翻译的实践比理论更重要。只有大量接触两种文字，从事两种文字之间的转换，才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经验，并总结出许多规律性的东西。空谈理论的人，很难做好翻译。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我曾几次约请在大学里教授翻译理论的老师翻译文学作品，结果却大失所望，有的甚至做退稿处理。
翻译技能的提高主要在于自己的实践，但有时候别人的点拨也很重要。除了祖父给我的启蒙指点，后来在翻译实践中我也几次得到前辈老师们的教诲，有时一个点拨会令我豁然开朗，让翻译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比如，那一年我和马爱新翻译《男孩彭罗德的烦恼》，由我们出版社的老编辑陈馥担任责任编辑，她看完稿件之后跟我说的几句话，我一直受益至今。她说，英语里，他是he，她是she，它是it，放在一起说并不重复，指代关系很清楚，不会引起误解，而放在中文里，尤其是在对话中，只有一个读音“tā”，这时候就不能完全跟着原文走，而要把具体的指代对象交代清楚——“记住，不要让‘他’、‘她’、‘它’打架！”我在译文里用了一个“邮递员”，陈馥老师说，彭罗德的那个时代，不应该说“邮递员”而应该说“邮差”。我羞愧地说：“哎呀，我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邮差’吗？你肯定知道，之所以没想到，是因为没有完全进入作品那个时代的氛围。”从那以后，我在翻译和审读译稿时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让“他”、“她”、“它”打架，不要出现脱离作品语境、“格格不入”的词语……
去年春天，我参加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在会上介绍了我这些年所做的文学翻译和对翻译的感受。会后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很幸运，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是啊，我愿意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不辜负上天赐予的这份好运。
译 文
以下是奎尔一生中几年的经历，奎尔出生于布鲁克林，在一堆阴郁的州北城镇中长大。
一身荨麻疹，三天两头闹肚子，他挣扎过了童年；在州立大学，他一只手捂着下巴，用微笑和沉默掩饰痛苦。他跌跌绊绊地活到三十多岁，学会了把感情同自己的生活分开，不指望任何事情。他食量大得惊人，喜欢熏猪蹄和黄油马铃薯。
他的工作：自动售货机的发糖员，一家便利商店的通宵服务员，三流新闻记者。三十六岁，满怀失去亲人的悲痛和爱情受挫折的失意，奎尔离开美国去了纽芬兰——他祖辈生活的那块礁石。他以前从未去过那里，也从未想过要去。
一个多水的地方。奎尔怕水，不会游泳。父亲曾一次次掰开他死命攥住的手，把他扔进游泳池、小河、湖水和海浪中。奎尔尝够了咸腥味和水草的滋味。
小儿子学不会狗刨，父亲从这一件事上看到其他失败像恶性细胞一样繁殖起来——口齿不清；坐不端正；早上起不来；态度不对头；志向和能力不行；总之是一切方面的失败。他自己的失败。
奎尔走路蹒跚，比周围的孩子高出一个头，为人软弱。他知道这一点。“啊，你这个蠢货。”父亲说，他自己可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哥哥迪克是父亲的爱子，奎尔一走进房间，迪克就做出呕吐的样子，嘘着朝他说：“猪油脑袋、鼻涕虫、丑猪、疣猪、笨蛋、臭气弹、放屁桶、肥油包。”对他拳打脚踢，直到奎尔抱着脑袋缩成一团，在油地毡上啜泣。一切都源于奎尔最主要的一个失败，长相的失败。
他的身体像一块巨大的长方形湿面包，六岁就长到了八十磅重，到十六岁整个人都埋在一堆肉里。脑袋像一个大容量的鲱鱼斗，没有脖子，发红的头发皱巴巴地朝后长着。五官皱缩得像被吮过的手指尖。眼睛是塑料色的。特大的下巴像块畸形的搁板突出在脸的下部。
他爸爸生他的时候，某种异常的基因闪现了一下，像封了火的煤堆里突然爆出一颗火星，造成了他巨大的下巴。小时候他想了许多办法转移别人的视线，比如用右手飞快地捂住下巴。
他最早意识中的自己是一个遥远的人：那边，视线的中心是他的家庭；这里，在远得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是他自己。十四岁前，他一直想象自己是出生时被换错了，在某个地方，他真正的父母拖养着那个换错的婴儿，时时刻刻想念着他。后来，他在一盒旅游纪念品中，翻出了几张他爸爸及其兄弟姐妹在船上的照片。有一个女孩似乎与其他孩子格格不入，她眯着眼睛眺望大海，好像能看到一千英里以南的目的港。奎尔从他们的头发、腿和胳膊中认出了自己。那个穿着缩小的毛衣，手叉在胯上，一副顽皮相的胖小子便是他爸爸。照片背面用蓝铅笔写着：“离开老家，1946年。”
——马爱农译安妮·普鲁《船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