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胡续发 图\海南日报记者 张 杰
四月的琼海，气候宜人。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之子，中央文史馆馆员舒乙先生来到万泉河畔，开展文化调研活动。调研间隙，舒乙先生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今年已七十六岁的舒乙，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老舍先生已经离世四十五年了，很遥远，但感觉仍像昨天一样。”在舒乙深情的回忆中，老舍先生丰满而鲜活的形象，呈现在记者眼前。
老舍时代：巨人辈出
老舍诞生在1899年，那是个诞生一大批历史巨人的年代。
舒乙从中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些人的出现绝非偶然。”他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然出现历史性飞跃，在各行业中造就很多历史巨人，其中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舒乙将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看作纵坐标，世界古代文明传统看作横坐标。他说，19世纪末之前的人纵坐标极发达，横坐标极不发达，所以不会规模性地出现历史巨人；而今天，横坐标极发达，纵坐标极不发达，所以也不会出现大量的历史巨人。唯有190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站在横纵坐标都很发达的交叉点上，既上私塾，唐诗宋词、四书五经，无所不通，又留洋会外语，拥有世界眼光，二者兼收并蓄，互取所长，生发出强大的能量来。
老舍先生赶上读私塾的末班车，古文根基很好。后来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了5年，成了那里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学校是清末民国初年办的，老师都是教授级人物，还受到西方思想的强烈影响，老舍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舒乙看过父亲的毕业成绩单，总分全校第五。于是，虚岁仅19岁的老舍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当校长。他一到任，就用新学的西方体制改造小学，由于成效卓著，两年后他被擢升为北京北郊劝学员。当时整个北京只有5名劝学员，管理着全城数百所私塾等社会办学校。年仅21岁的老舍便是其中一位，而且拿着140块大洋的月薪，而当时最低一级公务员的月薪只有6块大洋。“他出生穷苦，纯粹一个草根，表现却特别优秀，人很正直。因此在劝学员位置上时间不长，他就与地方上的守旧人物意见不合，因而愤然辞职。”
1921年老舍到南开中学当语文老师，并补习英文，准备出国留学。3年后，他受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教师。这是个相对宽松的高校，春、夏、冬三季的假期加起来长达5个多月，因而老舍有了充裕的个人时间。1925年，他开始尝试写白话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4部长篇小说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前3部作品连续3年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在国内引起轰动。所以1930年，当老舍回到国内时，已然是位著名作家。
老舍作品：立体丰满 浸透“京味”
回国后，老舍被聘为齐鲁大学教授，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离开济南。舒乙把这段时期称作是老舍创作的黄金时期，每年暑假老舍都要写一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离婚》等佳作便产自此时。抗战后，老舍来到重庆，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团结左、中、右三派文人，一致对外。他主张文艺要贴近生活，将文艺由象牙塔推向大众。1946年老舍开始周游世界，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回到祖国。1951年，老舍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话剧《龙须沟》。当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龙须沟》学习什么”的文章，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学习。北京市政府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随后授予老舍。
舒乙认为，老舍先生的作品有三大特点：首先是语言，老舍是北京人，他是最早一批写作白话小说的实践者，善于从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从现代口语中创造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他的小说和散文，都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传神到位；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早在19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其次，老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幽默、诙谐，在嬉笑怒骂中见到公平和正义。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中下层市民，能将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微妙心态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一个立体丰满、浸透“京味”的世界来。
再就是老舍的爱国救民、奋发图强的思想。他在外留学工作多年，亲眼所见西方列强，瞧不起当时的中国的嘴脸,作品里掩饰不住强烈的爱国思想。老舍跟舒乙说过：“我的作品里一句好话都没说过西方列强。”
“老舍是个真正的文艺家，不会把作品的主题直截了当告诉你。他可以用故事和人物来感动你，让你自己去思考主题是什么。”舒乙先生说，字面都很好懂，但耐人寻味，你可能有很多种理解，这才是高级的艺术形式。日本一位著名的老舍研究者，研究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长达40年，“他有一次很自豪地说，这篇小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舒乙认为，当然每个人的解释可能不太一样，但耐人寻味是文学的真谛。
生活在他身旁是轻松的
到今年为止，16年间舒乙举办过15个画展。“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非常有意思的评价。他们觉得，这种画没见过，有点意思，有新意。”舒乙的中国画被当代油画大师詹建俊称为“现代文人的现代画”。
后来人家问舒乙，你画画受谁的影响大。舒乙回答，“我受一笔都不会画的老舍的影响。”为什么呢，在美术方面，老舍是个大专家。他自己不会画画，但他是一个美术评论家，跟很多大美术家是亲密的朋友，他对美术有自己非常深刻的见解。
“我在家里头偶然间听见他的说法，在文章里头偶然间看见他的主张，这些都潜移默化影响我。”舒乙记得父亲说过一句话：“评价一张美术作品的好坏的标准在哪里，不在技巧，而在它有没有表现一点新的意思。”这个观点犀利而特别。
老舍先生有4个孩子，他从不管他们的学习。“他教育理念比较超前，不主张死读书，考100分，他主张发展自己的天性和爱好。”舒乙说，在他身旁生活是轻松的，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舒乙60岁开始画画，以前不学。其母是大画家，也看过大画家画画，包括齐白石等等，但是从不跟他们学。“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感想和感情。”
如今很多熟悉舒乙的人，都被他的勤劳打动。老伴说，这是受老舍先生的深刻影响所致。老舍说过，“或许我没有特别的才能，但是我非常勤劳”。这种勤劳影响身旁的人，包括亲人。老舍先生60多岁时，夜里头还在灯下写作，尽管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身体又不好。当舒乙几个兄妹路过他的窗前时，“当时就有感想，几个人交换意见，说他真了不起。
老舍充满童心，喜欢跟小孩子交朋友，给他们写点作品。但是对自己的孩子，不注重所谓的正规教育。看起来老舍不言教，但是他自己做得很正，很到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我觉得，很偶然托生在他的身旁，潜移默化受他的影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舒乙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他与父亲的感情。
舒乙和现代文学馆
巴金先生晚年一直牵挂着一件事，那就是筹建中国现代文学新馆。他最后的10年，已经起不来身，可是仍然最关心此事。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记得巴老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件事如果成了，比我写10本回忆录都要重要”。
“我替他办好了这件事。”从1993年到2000年，大到设计规划，小到每一个细节，筹建中国现代文学新馆耗费了舒乙7年心血。
曾有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如此评价中国现代文学馆，说它是全国3000个博物馆里头，最有个性的一个馆。“我想了很多点子，都是超常的、个性的。”舒乙说，在做建筑设计规划时，他设想在主展览厅和大厅之间设置一个长长的过厅，不开窗户，用来挂一幅大壁画。于是，舒乙请来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两位高足，租了一间厂房，给他们用作画画的场地。
舒乙为壁画框定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的受难者，一类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的反抗者。两位画家画了两年，期间没有休过假，才完成巨幅壁画。完工后，参观者进入主展厅，经过展厅时，阿Q、祥子、老栓等等一个个真人大小的写实油画，惟妙惟肖，让人顿感身处小说名著的语境中。“吴冠中来参观后很高兴，为自己的高足感到得意。”舒乙说，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新馆里的这幅壁画，获得全国首届美术展览壁画金奖。
中国现代文学新馆里有13尊现代著名作家的雕像，活灵活现，思想深刻，艺术造诣极深。起初设计时，舒乙认为，这些人应该雕刻成普通人，不能是神像，要让他们站到草地里，不站到高层建筑物上。为了艺术再现老舍、巴金、赵树理等现代作家的精气神，舒乙亲自上阵，给雕刻家们讲述这13人的性格特点和他们的代表作思想内涵。
甚至，舒乙首先拿赵树理做“范例”，探讨用什么办法表现他的人物精神。他反复思索后，跟雕刻家说，先雕一个“不怎么好看”的赵树理来，长脸、细腰、驼背，后头拉一头驴，驴上坐一个特别漂亮的乡下姑娘，梳一个大辫子———《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这座雕刻，让很多人惊叹：太有内涵了，赵树理活灵活现。”舒乙哈哈大笑。
中央文史馆馆员舒乙先生深情回忆与父亲老舍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