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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背上骗子、宣传家、荷兰的“里芬斯塔尔”等污名。他认为摄制组成员有意对他隐瞒了林彪事件，对他们大发脾气：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朋友在国外有多难吗
本刊记者/杨敏
1972年3月，中国，北方的春天迟迟未归。世界知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带着两身磨破的西装和摄影装备来到北京。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法国女友、也是合作伙伴的玛斯琳·罗丽丹。
这位被称作“纪录片之父”的荷兰人，是应周恩来之邀而来的，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文革的纪录片。
74岁的伊文思与中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情。早在1938年，他来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时，就结识了周恩来。离开中国前，他秘密将一台摄影机和两千尺的胶片让人送至延安，中共领导人才得以留下在延安的早期影像。
此时，尼克松总统访华刚过，封闭已久的中国悄然向西方伸出了橄榄枝。
几乎与伊文思同时，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也应邀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他的西方视角的作品《中国》只用22天就完成了。影片1973年在国外上映后，在中国遭遇了猛烈批判。
“当时学校、机关、部队都内部组织观看《中国》。”伊文思的翻译陆颂和说，“那段时间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慰问，他们以为我是安东尼奥尼的翻译。”
1972年，经由当时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丁峤推荐，在全国妇联国际部工作(当时被借调到了对外友协)的陆颂和担任了伊文思的翻译。此后，伊文思来中国期间，陆颂和都跟随左右，一直到1988年他最后一次来中国。
“伊文思对翻译要求很高，除了做语言上的沟通，他还要求翻译是他在中国拍摄过程中的‘耳目喉舌’。”陆颂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年逾八旬的陆颂和已从全国妇联离休多年，北大法语系毕业的她，身上保留着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痕迹：热情质朴、乐于沟通。她很愿意与人谈起老朋友伊文思。
伊文思的纪录片历时6年才完成。影片原来的名字叫《第二次长征》，后取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愚公移山》为片名。
伊文思手头常带着一本西班牙文的《毛泽东选集》。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他用红蓝色笔划满了杠杠。他非常相信毛泽东，相信“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他想向西方观众呈现文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新面貌，“以正视听”。
喀什噩梦
1972年4月，伊文思的摄制组首先按计划来到了山西大寨。
除了翻译陆颂和，伊文思的摄制组还包括领队叶式春，以及一名副导演、两名摄影师、两名灯光师和一个办公室行政外联人员。拍摄的日程安排由对外友协负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提供技术支持。
整个摄制组都知道，周总理交代了：这是伊文思的电影，要按照伊文思的意图去拍摄。周恩来告诉伊文思：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用不着拍一部粉饰太平的片子，中国是什么样就怎么拍，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
但第二天一早，伊文思就发现，大寨领导人陈永贵一个人扛着锄头在山上挥汗如雨。他当即扭头就走。
“伊文思的镜头从不对准领导，只对准人民。”陆颂和说。“他一直强调这部影片‘让人民说话’。”
伊文思在大寨草草拍了几天就离开了，最终也没在纪录片中采用大寨的素材。
如果这些伊文思还能忍受的话，那么在喀什的经历，则被他称为“喀什噩梦”，也直接导致了足足两个半月的拍摄中断和摄制组人员调整。
在喀什，伊文思提出到每周五的巴扎(自由市场)去拍摄。地方政府专门给居民发了红绿黄三色上街票，用不同的颜色规定了上街的时间、地点、着装，甚至表情。居民们服装鲜亮、洋溢着笑脸，在镜头前展示幸福。而在自由市场，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们排队购买，在柜台另一边再退掉。
伊文思很生气，决定立刻停机。
“他认为地方政府违背了周总理的指示，不该让他用摄影机去欺骗世界人民。”陆颂和说。伊文思还指责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没有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
摄制组撤回北京。伊文思怒气冲冲地给时任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写信，希望能配备一个懂电影和历史、并且能说服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人来负责摄制组。
摄制组的领队叶式春是对外友协的干部，她曾回忆：“伊文思政治嗅觉很灵敏，他能看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非常穷，布置的那些东西瞒不住他的。我们摄制组就左右为难了，又要宣传这些东西，心里又不通，伊文思又不接受，所以工作很困难……那时候我跟陆颂和住在北京饭店，我记得流过眼泪，觉得很委屈。”
两个月后，廖承志派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钱李仁来负责摄制组的工作，叶式春协助他工作。“钱李仁从事外事工作很多年，他做事沉稳灵活，心也细。”陆颂和说，“叶式春虽然受了些委屈，但一点也没抱怨，跟平常一样认真负责地工作。”
被选择的真实
从1973年1月至4月，伊文思一直在上海第三药店，观察店员们的生活，与他们交朋友。
女店员包涵，1970年代末曾受邀参加上海电影局组织的一次内部观影活动，看这部纪录片。
《愚公移山》全长12小时，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上海第三医药商店》是其中一部。
“很真实，当时就是那个样子。”包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是对外友协介绍来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抗拒，时间长了，看到镜头也不紧张。”
影片中，店员们的表情动作真实自然，这因此成为伊文思和玛斯琳后来最喜欢的部分之一。
其中一组镜头是在包涵家拍摄的。“一回家，小包往沙发上一躺，闭着眼听收音机。然后镜头就转到了院子里，小包爱人在吭哧吭哧地洗衣服。”陆颂和回忆。
回宾馆后，摄制组和玛斯琳在阳台上发生了争论。陆颂和等中方人员认为，这段素材不好。中国妇女虽然解放了，但也不能压迫男人，这体现了男女不平等。
但包涵至今不认为这是男女不平等。“这只是分工不一样。上海的家庭都这样。一直到现在我家都这样。”她说。
伊文思坚持在影片中采用了这一段。影片后来在巴黎公映时，伊文思和玛斯琳守在影院门口听观众的反馈。当他们听见有法国女子感叹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埋怨男友在家不做家务时，乐了。
同样给人以真实感的，还有影片《球的故事》。这部片子讲述了发生在北京第31中学的故事。早上7点早自习开始之后，老师禁止学生再踢球，但一个学生忍不住飞起一脚，球从老师的头顶飞过。老师很生气，批评了学生，没收了足球。
影片展示了师生之间的一场民主辩论：学生为什么有踢那一脚球的冲动？老师是否小题大作，没事找茬？
最后踢球的学生反省，自己对老师的成见缘于有一次老师对他的“无理”指责；老师也认为自己最开始就把学生划作错误的一方，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想法。
双方平等、理性的态度，让人不禁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将原班学生请回教室，回忆当时的情况。当年的学生已人到中年，但他们至今仍然认为，伊文思拍摄的，都很真实。
但伊文思自己也清楚，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经过选择的“真实”。
“在西安拍摄时，我们看见当时有批斗的游行车来了，汽车司机立刻拐到另一条街上。”陆颂和回忆。
陆颂和曾经让玛斯琳把要向拍摄对象提的问题先给她，以免当场翻译得不准确，但玛斯琳回答她：“不行，若给你了，你会偷偷告诉他们，他们会有准备地回答，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61条修改意见
1975年，伊文思和玛斯琳带着已完成的7部影片回到北京。
“有一天晚上，伊文思和玛斯琳在北京饭店出席一场答谢酒会，突然中途张春桥通知审片。全体摄制组成员急急忙忙赶到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陆颂和回忆。
小礼堂坐得满满当当的。参加审片的除时任副总理张春桥外，还有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等人。陆颂和记得，刘庆棠发言很多。
影片中有一段，伊文思在大渔岛跟船下海，采访船长：“你理解文革吗？”船长如实回答：“不理解。”伊文思认为这体现了人民对于文革的思考，但审片者却给予了严厉指责：“全国人民都理解文革，为什么他不理解？”要求删去这一段。
除此之外，修改意见还包括：不要把作为颂歌的《东方红》与上海落雨、群众打伞的画面连接；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应剪掉，或加一句解说，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只有60岁以上的妇女才有小脚；日出前江上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诸如此类，共61条。
对于这些扑面而来的批评和指责，个性鲜明的玛斯琳掩饰不住一脸愠怒，伊文思却以沉默作答。
伊文思能感觉到，虽然江青不在审片现场，但是她的阴影无处不在。
1971年，伊文思到中国访问时，江青曾三次见他，四次陪他看样板戏，暗示他为她拍一部个人纪录片，伊文思不置可否；1974年，江青又授意他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安东尼奥尼，被他拒绝了：“我们同样搞电影，各有各的艺术手法，不便于批判。”
审片结束后，摄制组回到居住的北京饭店。“一路上都很沉默。”陆颂和回忆，“到饭店后，就各自回房。我们也不敢说什么。”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政局巨变的前夕。病床上的周恩来托人给伊文思带话：把这些影片带上，能尽快走就尽快走，暂时不要再回中国来了。
被“故乡”(伊文思视中国为第二祖国)拒之门外，对伊文思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
年轻时，伊文思因为反对自己的祖国荷兰侵略印尼，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连母亲去世也没能回家见上最后一面。后来伊文思一直流亡欧洲，支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和世界各国受压迫者的斗争。冷战时，伊文思意识到苏联内部官僚主义滋长，中国成为他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后栖息地。此后他的名字被从苏联新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删除。
1975年9月，心情沮丧的伊文思和玛斯琳准备回国。摄制组的全体成员前来机场相送。伊文思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告别场面……他们聚集在舷梯下，用双臂紧紧地拥抱我们，和我们告别。大多数人落下眼泪，我们也无法控制自己。大家都清楚，他们将再度面临大狱，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
但他想象中的全体下狱的悲壮并没有出现。“后来其实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一年后文革就结束了。”陆颂和说。
失业十年
1976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公映，持续半年，之后影片在多国上映或播出。西方如此评价《愚公移山》：“伊文思帮助我们同中国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1976年是多事的一年。在西方纷纷猜测时，伊文思公开在电台宣称，“中国政局稳定”，中共和中国政府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他的言论因其与周恩来的私交而备受瞩目。
然而仅几个月后，“四人帮”被捕。
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背上一连串的污名：骗子、宣传家、中国疯子、盲目的共产主义者、无人性体制的宣传家、荷兰的里芬斯塔尔(纳粹电影制作者)……《愚公移山》也被认为是伊文思与中国政府共谋的结果，是为文革涂脂抹粉、欺骗西方观众的，遭到一致抵制。
1977年1月，伊文思带着《愚公移山》的12部影片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饭店，他对前来看望他的摄制组成员大发脾气，怪他们没有将“林彪事件”告诉他。陆颂和说：“他当时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朋友在国外有多难吗？”
对此，陆颂和说，我们当时虽已听过内部传达，可是我们不能违反外事纪律，向他们透露任何消息。
得知“林彪事件”给了伊文思很大的打击，他后来写道：到底什么才是事情的真相？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1977年2月，叶剑英接见伊文思，邀请他和玛斯琳来中国安度晚年，但伊文思以离开法国将缺少消息渠道、难以从事纪录片拍摄为由谢绝了。
《愚公移山》后，伊文思租住在巴黎简陋的公寓里，失业十年。“只能依靠我们驻法使馆给他解决一些经济和生活问题。”陆颂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晚年的伊文思和玛斯琳仍然相信，《愚公移山》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部虚伪的作品。玛斯琳曾说：“我相信当时的中国人的确是在努力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自己也是相信这个乌托邦的。”
伊文思说：“真情实况只能接近，它从来不是绝对的，它的四周有许多因素。但是我没有说实情之实情的奢望，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玩弄真情实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