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胡耀邦
胡德平口述 周海滨整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人们对他的怀念绵延不绝。胡德平说：“父亲口碑好，和当年平反冤假错案有关。另外他大量启用中青年干部，主张要大批的中青年干部上来。至于干部子弟，尤其是开国元勋的子弟要关照爱护，但是干部子弟如果要提拔要先下去锻炼，在机关里一步一步提升不行。”
20世纪80年代，党内的一些领域出现腐败现象，胡耀邦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党风，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抓起。胡启立曾回忆说：“(胡耀邦)在首都八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件事震动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实说，我当时是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义无反顾。我至今记得，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对我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
“红小鬼”的牢骚话
1952年7月，父亲从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上京时兴致很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人们风传他要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任常务副部长，他十分兴奋。
有一天我看到父亲从外边回来，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后，他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
事后听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
第二年，毛主席在团代会召开之际，说到选拔青年干部。他说三国时期，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贼。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的“小伙子”所指何人呢？我认为既指个体，又指群体。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就是一个群体，现在这批幸存下来的“红小鬼”都变成了“小伙子”，成为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
1966年8月，我父亲被停职打倒。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做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地一声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失业”何必说成“待业”
“文革”初期，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父亲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事虽然父亲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是对“文革”的怀疑，从这也开始了。
1971年，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消灭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父亲详尽地向我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的愿望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
解决知识青年返城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了中南海。
6月13日、14日、15日3天，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到1985年有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他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他对一件来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签署痛心疾首：“美国的商人想加工眼镜架子，要同我们订加工6000万副的合同。他送原料来，结果回答人家我们办不了。这种现象听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业，一方面好多事情没有人干，饭馆、旅馆、理发、缝衣服，多呢，现在缝衣服排队，多的要等半年。”
一生两大遗憾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经常向我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他自己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他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
他读完萧克将军小说《浴血罗霄》以后，给萧克将军写下这样一首诗：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度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父亲不反对喝酒，平日兴致好些时，也喝一点。他反对那种浪费公款，假公济私，不办实事，个人利益、帮派利益至上，对人民事业又毫无作为的人。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200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
(摘自2011年4月6日《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