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季平：民族音乐哺育出乐坛神笔
■ 采访印象
杰出的音乐是天籁之声，激荡着人的灵魂。
多少次，被《红高粱》的“酒神曲”、《水浒》的“好汉歌”、《大宅门》的“道情”，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的影视音乐，震撼得心灵发颤。拜访“乐坛神笔”赵季平，一直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愿望。
2011年4月，正值早春时节，有机会来到西安，如约按响门铃，一声亲切的“请进”，赵先生引领我走进他的书房。当我与这位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面对面坐下时，我发现这位身着藏蓝色华服、慈眉善目的音乐家，与我想象中一身豪气、如关西大汉的赵季平完全不同，没想到，他是如此温文尔雅，充满了书卷气。
他的眼睛很亮，凝重而深邃。让你心中激发出探宝的好奇。
我说，您这曲江华府小区的环境真不错！
他说，是啊，当初买这房子才5000多元一平方米。因为在城外，有些人觉得偏僻。可这里的环境多好啊！往北，紧邻大雁塔，那是唐玄奘去西天取经的起点，也是他返回的终点。他在大雁塔翻译整理经文，给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往南，是终南山，唐代诗人王维、白居易等曾生活在这一带，王维写了不少描绘终南山的诗，《终南山》、《终南别业》……白居易在仙游寺写了《长恨歌》。曲江这地方在唐代是文化场所，楼台亭阁小桥流水，文人骚客会集于此，吟诗作赋载歌载舞。这附近还有唐城墙遗址、大明宫遗址……
说起西安的地域文化，赵季平如数家珍，侃侃而谈。这看似离开采访主题的闲聊，其实，正从一个侧面切中了我心中的关切——
偌大一个中国，学音乐搞音乐的人很多。为什么，他能够“红遍全国，走向世界”？被誉为“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为什么，他的音乐能给影视注入灵魂，使电影和电视剧因他的音乐和歌曲而名扬四海？为什么，他的作品多次登上国际乐坛，成为国内“华纳签约第一人”？为什么，从古城西安走出一位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而且，他依然眷恋着这座城市，宁愿在北京与西安之间往返奔波？
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三秦大地滋养了我。我是吸吮民族音乐的乳汁，慢慢长大的。我艺术生命的根，扎在这片沃土，怎么能离得开？黄帝陵有一株“古柏王”，相传是轩辕黄帝所栽，因为扎根很深，至今枝繁叶茂……
陕西是个神奇的地方，复杂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文传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说陕北是高亢的豪放派，陕南汉中、安康就是阴柔的婉约派，关中则是集大成之地。十三朝古都，文化积淀厚实得无法形容。几十种地方戏、上百种民歌民调，如此富饶的音乐素养，哺育了一个赵季平。
赵季平的父亲是国画大师、长安画派的奠基人赵望云。他虽然没有子承父业，父亲却是他登上乐坛的指路人。赵季平1964年考入西安音乐学院，1970年毕业分配到省戏剧研究院。他年轻气盛，热血沸腾，欲在创作上大展才华。父亲说，想跑快，先走好么。那是戏窝子，好得很，你先下去把地方戏学明白么。于是，他一头扎下去，整整跑了21年！各种地方戏和民歌民调，他烂熟于心了……
在村头、在田间、在山坡上听民间艺人唱戏、唱歌，在窑洞里跟老乡聊天，是赵季平最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他说，这21年的积累对我的人生太重要了。在艺术上，我与民族音乐的血脉贯通了；在情感上，我与普通百姓和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我知道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我觉得，我是民族音乐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就是这种非常亲切的感觉。所以，每当我坐在钢琴前，从事创作，眼前就浮现出他们的身影和期盼的眼神。不要读了几本洋书，识得洋谱子就自轻自贱。民族音乐是我们伟大的宝库，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看似一个很土的东西，搞出来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
赵季平就有这个神功，比如《红高粱》，用30支唢呐、4支笙、一座中国大箭鼓奏鸣，一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就把生命的呐喊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水浒》中他把山东地方小调《锯大缸》信手拈来，成就了响彻神州的《好汉歌》。《大宅门》京韵浓郁，《乔家大院》的晋胡和二股弦伴奏晋味十足……
记者采访时，赵季平正忙于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这是由东方演义集团和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的献礼剧目，将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在北京公演。艺术总监兼声乐指导王昆、总导演胡玫、音乐总监赵季平。
他说，《白毛女》是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要保留下来，有些音乐要做调整，《序曲》要做新的，把现代美感与经典音乐元素融合起来。时间很紧，压力很大。作为音乐人，创作是我的使命。离开琴键和乐谱，我心里就不踏实。守护民族音乐的精神家园是我的天职。在传承中弘扬民族音乐的神采，赋予它现代化的生命张力，让它唱响世界乐坛。我愿意为了这个梦想，鞠躬尽瘁。
■ 赵季平简介
赵季平，1945年生人，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上个世纪80年代在影视音乐“爆发”，成为获奖最多、奖项最高的音乐家。电影《红高粱》获第八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获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电视剧《水浒传》获第十六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其中“好汉歌”获最佳歌曲奖。日本JVC唱片公司推出激光唱片《黄河遥遥》及系列电影激光唱片，开中国电影音乐走向世界之先河。美国华纳·特得克古典唱片公司出版他的唱片在全球发行。张艺谋评价：他是中国当代音乐的里程碑。
痴迷音乐命中注定
记者：咱中国人的传统，似乎很在意子承父业，其实是家庭环境的熏陶，就像您的儿子现在也搞音乐一样。您父亲是国画大家，对您影响很大，您为什么没搞美术而成为了音乐家，有没有什么“触点”，使您爱上音乐？
赵季平：有的文章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铅笔盒上写了一个纸条：我长大要做音乐家。这是不准确的，演绎了。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后来回想，我的乐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那时，家里孩子多，我们兄妹8个，父母也不管你喜欢什么。不像现在的年轻父母，从胎教开始就定向培养了。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兄妹各有兴趣，我就着迷音乐。到少年宫参加活动，听见钢琴弹奏就走不动路了，就被吸引了，就痴迷地听，趴在窗户上看。那时家里穷，不可能有钢琴，能买只口琴就不错了。
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六一”儿童节搞篝火晚会，老师让每个同学说说自己的理想。我说，我长大要当个音乐家。也没有什么事情的“触动”，就是从心里喜欢。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听戏，自己就去戏院听戏了。这是受父亲的影响，他非常喜欢听戏，而且，跟许多演员关系很好。我记得很清楚，比如，尚小云每个星期天差不多都到我们家来。我跟尚长荣在一块儿玩，都是称兄道弟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对这些传统音乐就非常熟悉了，有很深的印象。从遗传学的角度看，父亲没有把美术基因传给我，却把音乐基因传给了我。也许，我就是命中注定要搞音乐，就是很着迷。
跑遍三秦苦中有乐
记者：您把成功归结于艺术积累和生活积累的厚积薄发，您在戏剧研究院21年，跑遍了三秦大地。当时条件那么艰苦，是什么力量支撑您这么一路跑下来？
赵季平：说实话，倒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精神支撑”。首先那是工作，我是指挥，这就要求你，剧团走到哪儿，你必须走到哪儿。剧团嘛，都是每天晚上演戏，白天就没事。父亲的话，一直装在我心里。要想跑，先学会走。这个，我深有体会。父亲随手涂抹，就是一幅很美的山水画。我没练基本功，画不了，也画不成。我知道，听父亲的话，没错。白天，我就到村镇里走走，四处听听民歌、民调。找民间的艺人聊天，听他们说歌、说戏。我对这些特别有兴趣，听着过瘾，认认真真记在本子上，积攒了几十本素材，装了满满一箱子。我非常愿意这样做。
这确实是一种积淀，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10年，我们下乡下得比较厉害。在这期间，成天忙于演出和采风，不可能搞其他创作，基本上就是在学习。我们下去经常住在村子里、老乡家，虽然条件艰苦，但苦中你可以找到很多乐趣。
乐趣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静下心来学习，你可以静下心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学习民间的艺术，这就是一种积累。别管多忙多累，我也把听到、学到、感受到的东西整理出来，在煤油灯下，冬天手冻得发木，夏天蚊虫叮咬……我把学到的东西当成宝贝，就觉得总有一天它会派上大用场。所以，时间一点儿也没浪费，全用在学习上了。
记者：当时条件有多艰苦，您还有印象吗？
赵季平：人就是这样，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现在人们可能觉得那很苦，当时还真没觉得有多苦。有时睡在窑洞的大通铺上，有时就睡在小学教室里，连个取暖的炉子也没有。把凳子、课桌一拼，铺上些麦草，就是床了。课桌不够，就把草垫子或麦草铺在地上，大家挤在一起，还能暖和一点儿。夏天，蚊虫的叮咬很厉害，我们喝的水，大家叫“蝇子汤”。苍蝇嗡嗡的成群结队，山区昼夜温差很大，你早晨烧开水，蝇子都趴在锅边的墙上了，水一开，热气腾腾，苍蝇就煮到里面，捞出来，水照样喝，总比喝生水强。炒菜、熬粥，也常有苍蝇……也怪，竟然很少有拉肚子的。
贯通血脉贵比黄金
记者：那时搞艺术的人，下基层演出、采风，真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我采访张瑞芳时，她说拍《南征北战》就睡在小学教室里，吃玉米面饽饽大葱蘸酱，跟人民很贴心。
赵季平：对，这种体验和感悟比黄金还珍贵……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是没有心灵感受的，他们对百姓是俯视，是自以为高贵的往下看。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就不一样，他们是把我们当自家人，拉你坐在炕头上，跟你说心里话，老艺人把他的玩意儿毫无保留地全掏给你。我就感到跟民族音乐的血脉贯通了，跟老百姓的心紧紧相连。
这样，我对人民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音乐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从事音乐创作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熟悉的身影……对人民、对百姓生活，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心灵的关照。
记者：您的这个经历和感悟太重要了！为什么别人没有您的音乐成就？别人也学音乐，也搞创作，为什么难以搞出惊世骇俗的杰作，差别也许就在这里吧？
赵季平：我们的音乐家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其中不乏你所说的杰作。我的作品未必有那么好，还是少些溢美之词好。当然，我愿意探讨如何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问题。我理解，学习有两种，一种是学技术或者叫学技巧；另一种是在学技巧的基础上，学做人学感情，怀抱着人民的大灵魂、大精神。与民族音乐和人民情感的血脉贯通，比什么都珍贵！没有心灵的滋养，就是干涩的，是死板的东西，没有什么生命的活力。
作品从心里“流”出来
记者：您善于在音乐创作中融入多种音乐元素，在一些人看来，像评剧、梆子这些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您却能够把它们“神通”起来，显出您作品特有的“神气”，这种结合如此巧妙，诀窍是什么？
赵季平：没有诀窍。其实，我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地追求。它就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也没想有那么多巧妙的融合。作品出来，大家都感觉好，让评论家一分析，就条条是道了。这是评论家理性分析的结果。其实，我真没想那么多，如果创作时想那么多，可能就写不出来了。曹雪芹写《红楼梦》未必想到那么多，到“红学家”那里一研究，就是好大的学问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样表达好，就这样写了，就是从心里自然的流淌。比如《乔家大院》，我写出来以后，山西晋剧院的人来找我，说赵老师，我们有一出晋剧，您帮助我们搞一搞。我说，我不太懂。他们说，《乔家大院》您写得那么好，晋剧因素运用得那么好，一定能搞。我说，我是凭感觉写的，晋剧我不太懂，搞不了。如果让我弄秦腔、碗碗腔，那行，因为我懂。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积累，是你对梆子腔那种自然的感悟。比如，京韵大鼓和京剧，它语言的母语是老北京话，老北京话就逃不出它语言的本体，所以，音乐上它是自然的东西。作曲家不能太古板，要有一种灵性，在创作中要有灵性。这样，你的东西出来，才能深入到老百姓心里，才能打动别人。
这么说吧，这些音乐元素，已经流动在我的血液里了。到需要的时候，它就流淌出来了。你如果没有这种感情、这种积累、还有消化吸收的过程，就不能融进你的血液里。那只能是一种“叠加”，是人为的“堆砌”，是生硬的、不流畅的、没有生命和灵魂的。“叠加”再多也是没法融合的。就像写小说，作家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就这么写下来，就是顺其自然，文章天成。
为了繁荣民族音乐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的人生追求或者人生理想，这句话是什么？
赵季平：有人说我是为音乐而生的。我也觉得，是命中注定我与音乐结缘一生。我认同这个东西，就是肩负着一种音乐人的使命感。
我的理想，实际上是在追求我父亲走过的道路，他在民间的道路上坚韧不拔地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一直生活在民间，为老百姓而创作。父亲说，我是乡间人，画乡间的画，为乡间人服务。我的追求实际上跟父亲是一致的。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为普通的大众服务，为老百姓服务。追求作品的人民性，是我心中既定的目标。心里想的就是要写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要雅俗共赏。既要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又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做到这个很难。
音乐作品不仅要进入音乐史，更要进入人心，与人民的心声产生共鸣，与时代的脉搏同跳动，这样才能成为经典。就是要繁荣我们的民族音乐，我们唐代的音乐舞蹈是最高水平，曾经光耀世界。民族交响乐《梦回大唐》，就寄托着我的这个理想。
谢绝浮躁静心创作
记者：您现在是中国音协主席，按照一般的常理，您应该工作在北京、居住在北京，依照相关规定好像还应该享受部级待遇吧？
赵季平：我不太清楚这些东西，我不懂，也没问过。我现在就是两边跑。北京那边给了房子，音协有车，不是专车，我在北京时可以用。对，我和爱人在北京还有住处，等于北京、西安两个家吧。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非常有魅力。刚才说过，我对陕西这片土地感情太深，深到无法割舍……
多年来，我养成早起创作的习惯。早晨的时间，对我非常宝贵，要写东西、要读书。在这里，我最惬意的是环境好，比较安静，能够让心平静下来。创作是需要静下心来的。忙于应酬，人就浮躁了。
曾经有人问我，怎样才能写出优秀作品？我说，最关键的，搞创作就必须静下心来。你要守住这块自主创作的精神家园！这非常重要。现在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整天忙些啥，哎哟，那个热闹，什么活动都往里凑热闹，看着还挺忙。一年忙到头，结果，什么也没“忙”出来。
为什么现在出不来优秀作品？忙着应酬去了，这还行？还是要甘于寂寞，我知道这很难，周围的干扰太多了。如果什么活动你都答应，时间就没了，就什么也弄不成了。前些天，我在北京碰见了冯骥才，他说，太热闹了，这么忙于应酬可受不了，咱们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们颇有同感。当然，属于分内的工作是一定要努力干好的，这也是我的原则，不用扬鞭自奋蹄。比如，刚才你提到华纳给我出唱片，国际版卖得很好，国内盗版很厉害。关于保护音乐知识产权的问题，我就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四处呼吁，应该说国家现在已经高度重视了，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保护的问题会解决的。
记者 肖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