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华：杨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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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先生曾有言：“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历经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本书引用、融合了诸多杨绛先生著作中的记载，以大量真实的历史事实、人物为背景，从杨绛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到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从成年后与钱锺书先生的历经风雨到之后随社会变迁所经历的历次风浪和运动，杨绛先生光华背后的哀乐人生和动荡年代的坚持把握的人性柔光，在作者以小见大、以微知著的行文下均得以彰显。本版摘选书中精彩片段。
重新露面
随着噩梦般的“文革”的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钱锺书、杨绛伉俪在中国和国际的学术界重新露面。
一九七九年春天，杨绛与钱锺书同机出发赴法，钱锺书转机赴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第一个访美代表团；杨绛则留在巴黎，参加由梅益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法代表团，作为期近一个月的访问。这是一个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各专业学者的学术访问，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与法国的文化交流，考察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学术成果。
杨绛如饥似渴地汲取国外的研究成果，她看到了许多未曾看到的书籍，并利用这个机会，购阅了不少自己需要的书刊，她怀着丰厚的收获回国了。
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并通过西班牙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杨绛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正式地以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杨绛感到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
杨绛是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道到西班牙和英国去作学术访问的。这次访问，她也有很大的收获。
杨绛就在这匆忙的访问中，不时思考着学术问题，利用各种机会，解决文学翻译上的疑难杂症。杨绛曾谈过中国明代天启年间，意大利耶稣会神甫艾儒略用文言文撰写的《职方外纪》，这是一部记述“绝域风土”的书籍，其中讲到西班牙的一节说：“国人极为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与亚尔加辣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高，而陟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属奥理。后人给彼像，两手各执一笔，章其勤敏也。”杨绛思忖，书中提及的这位从出生到死，每日撰写七万多字的“名贤”究竟是谁呢？她翻译《堂·吉诃德》时，发现堂吉诃德提到的一个人名字“托斯达多”很像“多斯达笃”。她顺藤摸瓜孜孜矻矻，终于考证出多斯达笃(即“托斯达多”)就是西班牙阿维拉主教的译音，“陟禄日亚”是神学的译音，两所“共学”便是指撒辣蔓加与亚尔加辣两所大学。而“托斯达多”是绰号，不是人名，意思是“焦黄脸儿”。可是他为什么绰号“焦黄脸儿”，他的身世如何，杨绛“总觉不放心”。
杨绛处处留意，她在旅馆的早餐桌上，发现“备有各式面包的盘里，照例有两片焦黄松脆的面包干，封在玻璃纸里，纸上印有‘Pan tosotado’二字”，于是她猜想到“托斯达多”的脸色。大概就是这种焦黄色。后来，杨绛游览托雷多古城的大教堂，看到一间屋里陈列的历任主教像，没有托斯达多的像。她向导游请教。原来，托斯达多的像在阿维拉，这位主教血统里混有吉普赛人的血，面色焦黄，不像一般西班牙人的肤色是白的，所以绰号“焦黄脸儿”。托斯达多的著作叠起来有他本人一样高，他是我国文献里最早出现的西班牙作家。杨绛在此得知“焦黄脸儿”(“多斯达笃”)的缘由，感到“出乎意外的高兴”。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杨绛又随代表团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访问，参观了当地的印第安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看见陈列的塞万提斯亲笔信一页。那是当年塞万提斯呈送国王斐利普二世的申请书，自陈曾为国家效力，想在美洲殖民地谋个官职。印第安总档案馆馆长得知代表团成员杨绛是《堂·吉诃德》翻译者后，特地将这封信原件复制一份，赠送给她留存。
杨绛在英国首都伦敦访问的时候，躲开各种琐事，偷得一个多星期时间，到大英博物馆悉心阅览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书籍与稿本，她嗜书如命的性格在国外也时时“发作”，于是博览群书，如愿以偿。
杨绛与钱锺书一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她除了出访国外，还在寓所中，接受了海外学者的多次采访，交流信息，增进友谊，他们当中有来自港台的，还有外国的英、法、美、德、日、俄、新加坡等地。
杨绛在中外文化的殿堂中驰骋多年，深知外语的重要，因此，对于青年人的外语学习十分关注。她非常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总是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一九九二年九月的一天，杨绛在接待社科院计算室的两位年轻科研人员董磊、孙小玲的时候，听到他们抱怨外语难学，口语不行，听力也差。她鼓励道：“多会一门外语，好比多一把金钥匙，每一把金钥匙都可以打开一座城。城里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好像一个大游乐园。你们如果不懂外语，就会比别人少享受很多东西。不要因为自己在学外语的某一方面困难就放弃外语，这样就太可惜了。”她略加思索，接着又说：“我当初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是没有老师教的。但是只要刻苦和努力就会学好的。”她亲切地笑了笑，这样的见识往往给予年轻人很大的信心。
珠联璧合
杨绛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四室一厅，家里摆设非常简朴，没有豪华装饰和家具，地面是光光的黄木地板，没有铺设地毯。门左边有一间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这是兼作书房的会客室，屋里只有五个中型书架并排着，给人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清澄的空间，体现了主人不尚繁华的气质。走进杨绛和钱锺书的家里，只觉得满室书香。他们把客厅与书房合二为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放满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两位主人中西文化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夹杂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锺书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不断供应。外文书刊也从不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以实物支付。
屋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锺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人家问道。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锺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我的东西多嘛！”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看钱锺书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在钱氏夫妇的客厅里，听两位世纪老人谈话，清言妙语，谈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湍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似珠玉般涌出，语惊四座，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出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智慧的世界里。特别是杨绛人如其文，在云淡风轻的谐趣之中，有潜沉的洞彻与谦和的宽容。“珠联璧合”用在他们身上毫不为过。难怪夏衍先生赞叹他们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
杨绛待人接物，一招一式无不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陈子谦曾告诉读者他“一直难以忘怀”的一件小事，他写道：“1984年5月我去拜访钱锺书先生，那天是杨先生开的门，她是那样温文尔雅，一副娇小文弱的样子。当钱先生让我坐下以后，杨先生从里屋用旧式茶盘端出两杯茶来，递一杯给我，递一杯给钱先生，然后双手托着茶盘一直背朝里屋退下，直到我告别时她才从里屋出来，满脸微笑送我到门口，我连忙请杨先生留步，只有钱先生送我下楼。杨先生端茶的动作，特别是她的‘却行’显然是一种旧式礼节，这在当时我真还觉得不好理解，特别是对一位后生晚学，何必如此‘讲礼’，这般客气？联系着钱先生当时穿的那件对襟布褂，我真是谜一般地猜不透他们的心蕴。现在看来，这就叫文化，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不管你如何漂洋过海，懂得多少门外语，受多少西洋风气的影响，到头来骨子里的还是本民族的东西，根子还得牢牢地扎在民族文化的传统中。杨绛尽管留学过巴黎，翻译过《堂·吉诃德》，写过现代剧本和小说以及理论著作，但到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女性，所以才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写《干校六记》那样的作品也是‘怨而不怒’……”
书法“作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心钱氏夫妇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仰慕他们的来访者络绎不绝，特别是“钱迷”们，杨绛只好出面挡驾。她告诉我们：“我经常看到锺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真担心他冲撞人。”为了得到平常人的那份安宁，钱氏夫妇杜门谢客实属无奈。两人居家生活，相敬如宾。“杨绛练书法”的轶事，便是一例。
据高莽介绍：“杨先生是钱先生的理发员，钱先生是杨先生的书法老师。年逾七旬的杨先生拿起毛笔练字，她请钱先生当教员，钱先生慨然接受。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每天交作业，由他评分，认真改正。钱先生审批杨先生写的大字，一丝不苟或画圈儿或打杠子。杨先生嫌钱先生画的圈不够圆，找到一支笔管，让他蘸印泥在笔画写得好的地方打个标记。杨先生想多挣几个红圈儿。钱先生了解杨先生的心理，故意调侃她，找更多的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我见过杨绛先生的大楷‘作业’，她很重视钱先生的批示。两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纯真如初。”
住在杨绛对门的邹家华，是邹韬奋的长子，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与杨绛相处很好，教会她做大雁功。杨绛再教给钱锺书，两人一起做大雁功健身。
一九八九年，他们的女儿钱瑗第二次去英国伦敦作访问学者，回国时为两老买了一辆脚踏的健身车，于是两人每日各踩十五分钟健身车权作锻炼。若遇到晴好的天气，再双双散步一二十分钟。这些活动，给颐养天年的老人带来恬适和惬意。
杨绛总有交好的近邻，她在与谢蔚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室)做邻居的时候，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无困难，还变着法儿帮助她，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作，找谢的大女儿帮着抄，每每抄了一段后，总要付给多数倍的稿酬，让人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
《百年风华：杨绛传》罗银胜/著，京华出版社2011年3月版，小标题为编者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