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大陆连出八本散文集———
张晓风是台湾著名散文名家，创作散文近半个世纪。仅今年一季度，大陆就出版了她的八本散文集。4月19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七旬老人张晓风提及创作素材来源时，直言自己尊重生活中的小事件，“不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感，生活就蛮无趣”。
■写散文只因有话想说
早在1966年，25岁的张晓风就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1977年，时年36岁的张晓风就被台湾评论界推为“中国当代十大散文家”之一。她的散文作品《地毯的那一端》、《行道树》、《念你们的名字》等作品流传甚广，有的还入选海峡两岸中学语文课本。台湾评论界赞其“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
记者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陆就开始出版张晓风的散文集，而今年算是最密集的。云南人民出版社今年3月连推她三本散文集《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星星都已经到齐了》和《送你一个字》；江苏文艺出版社今年1月则推出其代表作系列《那夜的烛光》、《游园惊梦》和《别人的同学会》；浙江文艺出版社则推出《张晓风散文精选》。
对三个月出八本散文集，张晓风向记者表示，“有的是推迟到今年出版的。收录的散文作品有新有旧。出这么多本，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语言体系，大家读起来很顺畅，而且情感都是中国的。”
迄今为止，张晓风仅在台湾就出版了十本散文集。除了散文，她还写过《和氏璧》等剧本，写过《白手帕》、《红手帕》等小说。之所以写散文最多，张晓风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散文比较容易写，不像写剧本，那需要完整的时间段。而我一直都很忙，所以写散文多一些。”
写散文的时间跨度快半个世纪，有没有疲倦和厌烦的时候？张晓风说，“我写散文不会厌倦。找得出时间来写，我就很兴奋。”写作动力何来？她说，“我有话想说。其实我有各种想说的，比如某个现象不公平，比如一个事物这么美……”
即便是他人约稿，张晓风仍坚持“有话想说”的原则，才会动笔写散文，“因为我的职业是教书，所以不会为赚稿费而写。写作时，我会把不纯洁的动机排除掉。”
■尊重生活中的小事件
读过张晓风散文的读者，一定会被她作品中有诗意的生活感动。创作这么多优秀散文，哪来的素材呢？张晓风说，“我不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在生活中也没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小市民在社会中遇到的事件也不少。”
在她看来，“我们要尊重生活中的小事件。如果你不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感，生活就蛮无聊。所以我不会为找题材而看书，偶尔去旅游，也跟发现写作题材没关系。”
在一般人来，写散文太容易了，会写字的人就能写。张晓风也承认这一点，“余光中就说过，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也就是说不会写散文，那就不是作家。但是散文其实很难写。”那什么是好的散文呢？张晓风说，“好不好，只要是行家就能辨别。一篇好的散文，往往说的是这个事情，却让人们想到另一个事情。不懂的人只看到一层意思，而懂的则看到了另一层意思。对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来说，散文表面上看起来简单，却有故事在里头，背后有意思。”
在张晓风看来，“当人们生活安定下来，对文化开始尊重，就会阅读散文，透过语言去寻找值得挖掘的东西。”
在散文作品中，张晓风谈政治的比较少，她说，“我没刻意去回避，一般人都有政治立场。比如我不喜欢阿扁，红衫军倒扁静坐，我当时也去了。我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不反对写政治类的文章。”
据张晓风透露，她从去年开始为《国语日报》写儿童文学作品，创作给小学生看的小说。
■推动国文教育
为维护一种价值
张晓风先后在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和阳明医学院教授国学及中文创作40年，2006年退休后仍兼任中文教师一职。2005年，她还受邀成为余光中领衔的“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副召集人。此外，她还竭力参加环保行动。两者对她来说，“都是为了维护某一种价值。”
“抢救国文教育联盟”旨在挽救台湾下一代的中文教育，检讨语文教学。张晓风当时因大肠癌正开刀中，本不想管，但被大家推举出来。她坦言，“这些年来，学生的国文基础比较退步。原因可能是学生的科目多了，花在读书的时间少了。我们这个联盟的重点放在中学，最近争取让中学生读‘四书’，接近成功了。”
最让她担忧的是，“现在华人地区一个普遍现象是：学生英语没学好，中文也没学好。如果一个民族自己的语言学得糟、烂，却成为别国语言的殖民地，那不就成为‘亡国奴’了吗？”她举例说，“现在大家话都不会说了。比如都说‘女士们、先生们’，其实这是不对的。中文应该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因为中文的先生、女士不用多数。”
张晓风在台北还“起而行”，推动政府注重环保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头一天，她就为环保的事开了三次会。她说：“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联合媒体的力量说服政府不去做很多事情。其实我并不想做这些事，因为累，还是公益的，但不做，子孙后代就很难享受生活周遭的美好了。”
去年，为了保护台北市202兵工厂的一块湿地免于被侵占，张晓风数度撰文向马英九喊话，并向他下跪。她向记者说，“自古以来就有谏官，有的还被贬。现在条件更好一点。我再不说话，就对不起掌握的笔。”
一个是内心细腻的作家，一个是公益行动者，张晓风说，“别人以为两种形象不一样，其实都是我。”她还说，“做事，我从不跟家人商量。到这个岁数，还要请求谁同意吗？抢救国文教育、呼吁政府做应该做的事，其实都是为了维护某一种价值。”
■文/本报记者 张玉洪
■摄影/陈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