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杂志终于久违地出现在报摊显眼的位置，成为抢手货。
这个春天，文学杂志的躁动与苏醒，至少告诉我们：那些预示文学已死的论调，可以休矣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看上去，这更像文学杂志市场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环革新：韩寒的《独唱团》刚刚歇菜，郭敬明的《文艺风赏》和《文艺风象》高调登场；安妮宝贝的《大方》大方亮相，媒体大亨邵忠的《天南》鸣锣开唱；而眼看文学杂志一池春水吹皱，“皇帝女儿”《人民文学》也试水零售市场——其副主编商震将此番转身形容为“收复失地”……
一个动作连着一个动作，一本杂志引出另一本杂志，彼此之间默契十足然而却客客气气地各自划清界限——郭敬明接受采访时回答最多的便是：《独唱团》和“文艺风”系列没关系；《大方》主编止庵说的最多的是：《大方》与《天南》在性质上接近然而内容和气质上并无必然联系；《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更是一再强调：《人民文学》试水零售市场，与一众新杂志的加入并无关系，只是巧合。
然而即使一切只是巧合，也一定有必然的相似和并不偶然的因素存在其中：是什么，在这个春天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国文学杂志的市场嗅觉？又是什么，令杂志从业者们重新燃起了对文学的信心？
文学杂志“卖疯了”
直到今天，《独唱团》的神话仍在上演——这本杂志活着的时候总是卖断货，死掉之后却迟迟没有退出市场。至今时见报摊一侧摆着这本牛皮纸黑字的杂志，报摊摊主说得实诚：能摆在这里，就说明还有人要。不完全统计之下，《独唱团》的首册销量为22万册。
年初郭敬明的《文艺风》首期发行量则在一周内达到18万册，超越了《收获》《当代》等七八家传统杂志的月销量总和。
而仅仅几个月后，文学杂志的走势再次令人跌破眼镜：《大方》创刊号征订量超过百万，后一度断货，而《天南》则在主创人员路演造势下数次脱销，这一讯息足以令无数圈内人深感振奋：多少年了，文学杂志终于久违地出现在报摊最显眼的位置，成为抢手货。
如此一来，新杂志和传统杂志几乎是自动被划分为两个阵营，除了市场开拓力、办刊风格等差异外，相较之下，多数人更乐意谈论起他们之间在本质上的区别：比起传统文学杂志的作协“包养制”，几乎每本新杂志都借助一个有资本背景的出版公司：张悦然《鲤》的背后，是沈浩波的磨铁图书；安妮宝贝《大方》的背后则是陈明俊的新经典文化；而笛安、落落，不仅有出版人郭敬明的依托，更有在青春类图书领域驰骋多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保驾护航。
这种合作关系更加自由，分工更明确。在《鲤》与磨铁的合作中，张悦然工作室负责主题策划、内容构成、作者选择、沙龙主办、装帧设计等众多内容，只要别出政治问题，出版方不会干涉内容。欧宁、笛安、落落都表示，他们对杂志的内容有“一票否决权”，出版方主要在营销上下工夫。
相较而言，老牌文学杂志在标准设置和内容编排上，无一不显示出暮气沉沉，而此等背景下，《人民文学》的试水零售市场便尤为引人注目：这份矜持了60年的中国杂志“NO.1”，到底是因为市场的压力还是新杂志的猛攻，而不得不放下身段，走进同一条河流，接受商业浪潮的洗礼？
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正如业内人士认为，新型文学杂志的出现至少搅动了这一潭曾经不温不火的死水，《天南》、《大方》、《文艺风》的创刊及热卖，正在改变传统文学杂志长期遵循的某些规则，而无论其自身是否有自觉的“革命意识”，文学杂志新势力都在发出一个信号——只有改变旧有的生存模式转而探索新的市场化之路，文学杂志才能向死而生。
战国时代，抑或文艺复兴？
更多的人则愿意将杂志新势力崛起与老牌文学杂志的“没落”联系在一起：这厢新人展颜，必然伴随旧人的痛苦——有媒体称，相对于新杂志动辄几十万的销量，传统文学杂志“老大哥”《人民文学》现在的印发量有4.7万多份，35岁以上的自费订阅者不足5%，而就在十几年前，其销量甚至曾达到100多万的纪录。
这是一组令人颇感复杂的数字，其间新旧杂志之间的实力对比不可同日而语，更为失落之处还在于，老牌文学杂志似乎一路狂奔在口碑和销量的下坡路上，颓势难掩。
“我明天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要开会，专门研究《大方》和《天南》。”身在外地的李敬泽对《国际先驱导报》说。早在3月底4月初两本杂志相继面世时，他便叮嘱手下人各购买五六本，全编辑部传阅。事实上，这一动作几乎是习惯性的，身为《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坦言，几乎市场上每出一本新杂志，编辑部都会开一次这样的研究会。
然而李敬泽没有想到，《人民文学》的零售怎么就成了个大新闻。在他看来，作为一个长期拥有大批订户基础但在市场上“下功夫”不够的老牌杂志，也该到了变一变的时候——“准确地说，《人民文学》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在北京尝试零售，现在不过是加大了力度而已，没有针对任何杂志的任何动作。”而面对许多媒体对于老牌杂志的担忧，李敬泽更是感到“很抱歉”：“我知道记者写稿子总要有个冲突性，他们想像面对新杂志，我必然挠墙、抓狂、惶惶度日……很抱歉，真没有。”在李敬泽看来，文学杂志并非一个零和的市场，“我不觉得别人那里多一份，我这里就会少一份，恰恰比较多的活跃的文学刊物，对整个文学市场都有好处，意味着更活跃，意味着更多的读者，把更多人带回文学期刊的阅读习惯上来。”而就在月初《天南》杂志的首发会上，李敬泽应邀出现在嘉宾席，为这一新杂志加油打气，因为他真心希望这本杂志能做好。
众多值得称道的新杂志路数中，“个人趣味”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标签。
通俗而言，所谓个人趣味，体现在上游便是偶像作家坐镇：张悦然的《鲤》，韩寒的《独唱团》，郭敬明的《最小说》和《文艺风》，安妮宝贝的《大方》，欧宁的《天南》；而体现在下游，则更多是对读者“隐私阅读”的迎合，张悦然的《鲤》每期都有一个主题：嫉妒、暧昧、谎言以及最新一期的“来不及”，字字击中现代人秘而不宣的心头隐疾；《大方》首期100页的村上春树的三天两夜长访谈，更是网罗一批隔绝一批——以村上春树为界限，读者自动形成阵营，而主编止庵更是将一个读书人的绝对体验灌注《大方》的每一个细节；《天南》则坚决扛起反大众趣味的旗帜，立志将多元、小众进行到底……
百家争鸣，每一个声音，都更注重私人而非集体的共鸣，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反复讨论的进步——如果说有进步的话。
事实上，人们看历史，总以为税金办刊、公币办报就是“传统”。殊不知，税金办报刊，体制养文学，才是现代新事物，而若从源头说起，私资办刊，表达多元，更曾是社会常态。回头看看，单是文人身兼文艺报刊主编、编辑者，已举不胜举，从鲁迅到巴金，畅销如张恨水，苦学如沈从文，勇直如胡风……张爱玲的小说，依托杂志闻于世，钱锺书的《围城》，曾于《文艺先锋》连载。早在严复、林纾并世又相轻的时代，国人已有世界眼光，《大方》与《天南》之强调全球视野，并不新鲜。《独唱团》谈理想，当年的《新青年》何尝不是激愤之下的理想探求。若论畅销，《红岩》超过八百万册的销量，足以让《人民文学》的一百万和郭敬明的《最小说》相形见绌。
所以，说起所谓文学前景，无人奢谈“乐观”二字。“我想文学杂志大概永远不可能恢复到80年代的盛况。”李敬泽说。80年代，那是另一个文学黄金时期，随便一本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便达二三十万份，而这一盛况于今日而言，是“永远不可能了”。而如仅凭新兴杂志的初生莽力，便断言文艺的复兴，恐怕言之过早，也言之过大。
一种气定神闲
然而悲观，也大可不必。
正如止庵和安妮宝贝等人着手《大方》，完全不在于拯救文学，改变风气，而是出于“有意思”，他们没有扭转颓势的野心，但有信心令那些原本在此的读者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缓慢阅读，说白了，是一种阅读习惯乃至趣味的保持”，而此等趣味，在纸醉金迷的当下中国，何等金贵，更难得的是，尽管有市场目标，有资金链条，但从出资方到办刊人，无一不是抱着“并非非做不可，但就是因为可做可不做，才要做好”的气定神闲。
而也许是文学本身属性所致，相形之下，即使是“肉身沉重”的体制内《人民文学》，也大有举重若轻的风骨。“我有信心，将《人民文学》依然办成最好，正如它在过去的60年里都是最好一样。”事实上，在李敬泽看来，尽管过去十年，文学的没落从未停止，但他也一直反对文学杂志的失败主义论调，“过去十年来，几乎所有场合谈起文学杂志都是一副垂头丧气，媒体问起来话里话外都是什么时候灭亡，我从来不认为是这样”，而此番新兴文学杂志的异军突起，最直接的好处便是：失败主义可以休矣。“不要再一谈起文学就连自己人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真的到了要振作精神，去探索市场的时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人民文学》的订户量依然处于增长状态，尽管数额不大（基本以2000多份的状态递增），但在文学唱衰的今天，实属不易。
《大方》主编止庵认为，文学杂志新老势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敌对，更多的仅仅是一种巧合。“这更像一个互相靠拢的过程，尽管在办刊理念和规则上有出入，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个对纯文学的追求。”
与媒体一向所渲染的“春秋战国时代”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截然不同然而令人深感愉悦的论调。事实上，大多数人愿意看到的，并非二元论的你死我活，而是和平共处的多赢，正如谈到这一可能性时，李敬泽按捺不住地兴奋：“是不是春秋战国我就不知道了，但当这么多新力量和想法加入进来，一定会让这潭水更热闹，我真实的感觉是兴奋，好啊，热闹好啊，一个更活跃的市场……对这个市场所有积极的有志向的参与者来说都是好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