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对敌交战，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但一些影片靠“奢华+手枪+美女”吸引眼球，对观众造成不少误导。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中国军网红色足迹万里行记者专访了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他根据多年的研究成果，用史实还原我党当年隐蔽战线斗争的真相。
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
近些年来影视作品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徐焰说认为这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工作用语，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当年苏联把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或秘密工作。
徐焰介绍说，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徐焰举例说，在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像《风暴》、《青春之歌》中的地下工作者发动群众的形象曾感动了亿万观众。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影片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许多观众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错误的。
徐焰说，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1905年成立起，在未执政前也主要从事地下活动，主要以暗杀、联络会党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搞情报同样不是主要任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监视和铲除异已。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不过又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也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周恩来创建党的情侦机构，亲自规定“三大任务一不许”
1928年，蒋介石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建立情侦机构呢？
徐焰回顾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紧急应变决心，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四一二”事变1个月后，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他吸取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中共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对党保存力量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徐焰介绍说，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同共产党分裂的会议，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动向，在汉口安排了十几处秘密隐蔽地点。会后国民党派人搜捕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员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秘密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国民党的警探也一无所知，随后特科又秘密租船将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工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后来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这对防止重蹈苏共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已，如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蒋介石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捕人、杀人，又越过警察、法庭这种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这种官员本身还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