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12月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开始，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止，作为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只存在了7个月的时间。虽然存续时间比较短暂，但在这一时期，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农民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工农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反革命势力的狡诈和残酷，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及右翼势力的叛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各方面政治势力的组合和分解，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此前任何一次革命斗争所不可比拟的。——《武汉国民政府史》
毛磊教授谈武汉国民政府史
“这个时期的武汉，可称之为‘革命的首都’”，著名党史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称谓对当时武汉是最精准的诠释。
三镇融合
诞生“革命的首都”
武汉地区虽然早在商代中期就出现了盘龙城，秦汉时期先后有众多城池，唐宋的武昌、汉阳也早已是夹江而立的大都会，明末清初更是形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的格局，晚清洋务运动以后，武汉实际上已成为内地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但传统中国历来“重乡治而忽市政”，武汉地区在行政建制上始终处于分而治之的局面。
1926年10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为适应革命形势需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1月8日作出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到汉的委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组成人员有徐谦、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董必武、王法勤、唐生智、于树德、柏文蔚、蒋作宾、詹大悲等。联席会议兼具党、政双重职能，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迁武汉以前，它代行中央政治会议职权；同时，对外它代表国民政府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重大事件。
各重要机关的办公地点相继确定：国民党中央党部暂设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党部内，国民政府先设于武昌总司令部行营，后迁至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外交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前交涉署内，交通部设在京汉铁路南局，财政部设在汉口军警督察处，司法部设在武昌三道街原江汉道尹公署内。
经过紧张筹备，联席会议宣布从1927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汉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又组织委员会，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等9人为委员，统治京兆区”。至此，“武汉”这一名称，才首次出现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版图上。
大都市初现雏形
武汉市目前已是中部地区的最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是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三镇的功能自然划分，是中国内陆城区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
他们认为武昌城内街道狭窄人口过于密集，应该向城外发展，大致范围为东至洪山、卓刀泉，北至徐家棚、沙湖，南至白沙洲。按照规划，旧城区内为政治区、教育区；下新河一带划为工业区；住宅区建在沙湖、卓刀泉一带，贫民住宅区就在小沙湖附近。
为了建设新武昌，还拆除了当时认为是都市发展障碍的武昌城墙，修筑了环城马路和四条马路：由汉阳门沿江修马路一条（临江大道前身），由望山门街修马路直达鲇鱼套车站，由阅马场修马路一条出大东门至洪山（武珞路前身），由武胜门街修马路一条到徐家棚车站（和平大道前身），为管理市内交通和市容，还设立了治理办法。
武汉国民政府和汉口特别市政府同时制定了把汉口建成全国最大商业中心的计划。汉口特别市翻修了从六渡桥到怡园一路的后城马路（中山大道的前身），该段马路是汉口最繁华的街道，商贾云集、商店众多、长达935米。
为了方便武汉三镇的水上交通，航政局武汉轮渡处规定：由武昌平湖门至汉阳东门，每天至少应有小轮一只；由武昌董家坡到汉口清佳楼，每日至少应有小轮三只；由武昌上码头至汉口一码头，每日至少应有小轮四只……
三镇合一，最大限度地整合地方资源，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国民政府在武汉建都，大大提升了武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也为后来武汉城市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0世纪唯一的
国共联合政府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武汉国民政府是20世纪唯一的国共联合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武汉成为临时首都，国共合作发展的高峰再次发生在武汉”，毛磊教授昨表示，武汉这座城市，一直在国共两党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27年2月21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其办公地点就是现在中山大道六渡桥旁的南洋大楼。在这栋6层楼建筑的3楼会议室，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加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
重申全国代表大会为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废除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实行常务委员集体领导制度，剥夺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会主席职务。1927年3月，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常务委员9人，中央政治委员15人。
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领导机构，废除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实行委员集体领导制。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法，置军事委员会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确实体现“党主管军事”原则。军事委员会废除了主席职务设主席团7人，其中必须有文职官员3人，一切决议或命令须有主席团4人签名方为有效。团长以上军官的任免权，收归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有。
此外，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5部，并允许共产党人正式加入国民政府，使武汉国民政府真正成为革命联合政府。
农讲所播革命火种
从武昌中华路转进都府堤，向前走不远，在红巷13号有一座院落，这里就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讲习所内复原开放有常委办公室、教务处、总队部、大教室、学员寝室、讲习所辅助陈列等。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毛泽东在这里创办讲习所，并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6年12月，毛泽东从上海到武汉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并兼办“湘鄂赣三省农运讲习所”。次年1月16日三省国民党党部推选8人组成的“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在武昌成立。同时，国民党中央第76次会议决定将讲习所扩大，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
农讲所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人。农讲所的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毛泽东在所主持工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亲自选聘教员，并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共产党人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夏明翰任秘书。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方志敏等在农讲所任教。
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师生参加了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中共“五大”在汉召开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在离武昌江滩不远的都府堤小巷20号，会址纪念馆院落不大，主要由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陈潭秋夫妇卧室和陈潭秋、伍修权教学教室四个复原陈列，以及中共五大历史、陈潭秋在汉革命活动两个基本陈列组成。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
与前四次代表大会相比，“五大”是一次半公开举行的党代会。除来自各地的代表外，还有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英、美等国共产党的代表等。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等80多人，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五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国内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城市不多，除北京以外，上海召开过三次，延安、广州和武汉分别召开过一次，而“五大”召开的时期又是最为特殊的”，毛磊教授认为，五大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总结了“四大”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为在政治上统一全党的认识，实现由大革命到土地革命的转变做出了贡献；大会决定的主要任务，即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建立农村的革命民主政权，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大批无产阶级优秀的革命家通过大会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在革命濒临失败的严重关头，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从而挽救革命的失败，使党走上新的革命斗争的道路。
此外，“五大”还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成立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纪委前身）；第一次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一次邀请国民党代表团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文/记者 高星
图/记者 何晓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