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守望”:悲剧的是并未真正守住城墙

　　梁思成的“守望”

　　——写在先生诞辰110周年

　　作者：金磊   

    2011年4月20日是我国建筑界一代宗师、蜚声海内外的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1972年)诞辰110周年，人们举行了不同类型的活动缅怀这位“永远向前”不朽贡献的学术巨人的艰难历程。

　　梁思成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保护建筑文化遗产的一代学术偶像，其学术思想已永远定格在世人心中：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中国，他遵从先师朱启钤之命为考察、测绘古建筑跋山涉水；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云多变的新中国，他一方面为保护和抢救北京旧城、不让“古都坍塌”而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撰写赞美那些“老当益壮”的中国古建筑光彩的文章。晚年他还以特别心态在《人民日报》上开辟“拙匠随笔”专栏，用建筑科普文章充分展示他对建筑艺术、传统与现代、美观实用经济诸问题的“话语”。对于梁思成的执着，十年前他的学生郑孝燮曾撰文称“他的足迹是一条建筑文脉”，并指出：“梁公文脉”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学说、经验积累，这都是依托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史书对凝固的建筑乐章探索、发掘、研究、整理、著书立说、开课授徒，以至参与重大项目设计全身心投入之结果。

　　然而，智者梁思成，永恒的学术追求虽意味着发现，意味着寻找与创作，但也难摆脱无法弥补的无奈之遗憾。翻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报刊，在复古主义“罪名”下有对梁思成始料不及的批判声，因为他捍卫京城城墙，因为他是一个尚有真正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学者，因为他是一个不世故的文化守望人。可悲剧是，随着北京城墙的“倒塌”，梁公他并未真正守住城墙。

　　今天，与一介大师梁公相比，我们的困惑还在于华夏上下到处动辄就有“大师”、“大家”的频频亮相，细观其业绩，不仅综合素质不足，大多仅是某方面、某阶段的专家而已；不仅难发现学贯中西的通才，更多的则是在很小的“窄域”里进行的单一的“技巧创作”，基本上缺少“打大仗”的能力。轻浮、浅俗的狂妄者不仅误导年青设计师，更不利于建筑学术的发展。作为中国建筑文化守望者梁公的困惑在于他的“失语”，自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北京城墙废存讨论到开展反浪费国家财产而进行的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义”，梁思成的诸多建筑构想已不能实现了。和当时许多其他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探讨的内容，甚至文化根本不是关注的对象，而需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权威者的文化信念。因为，政治上的宣判足以消除传统建筑文化能激发出的所有诗意，更足以遏制并消磨掉一个人那充满激情的文化想象力。在我这篇专为纪念梁公先驱文稿止笔时，我仿佛感到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已到流火之年，为了那渐渐清晰的世界，并永远纪念远在天边的梁思成先生，我们有责任盘点未来并记住近期的“梁公学术贡献日”：

　　2011年正值梁思成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师从朱启钤开始古建筑研究80周年；

　　2012年是梁思成逝世40周年，也是实地古建测绘的起步 80周年，这年调查天津蓟县独乐寺；

　　2013年是梁思成完成科学性和实践性《中国建筑史》书稿 70周年，同年也是他调查应县木塔80周年；

　　2014年是梁思成发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50周年，该文提出的建筑遗产保护观点早于威尼斯宪章通过的《国际古遗址保护与修复宪章》的内容；

　　2015年是梁思成在美国收到梁启超所寄北京《营造法式》一书 90周年，该书奠定了他研读中国建筑史的决心，2015年是纪念“梁陈方案”发表65周年，2015年也是林徽因教授逝世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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