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背上的一块石头落下来
作者：冯骥才
十天前，驱车去京的路上，忽接到中华书局编辑部主任宋志军先生的电话，他用一种报喜的口气说：“您放心吧，《平阳卷》印出来了。”
《平阳卷》是山西最古老年画产地临汾的文化档案，也是我们为之奋斗了近十年总数达二十二卷的《中国木版年画普查集成》的最后一卷。它是这场漫长的苦战最后的一枪。
一瞬间，好似背上一块重石滚落下来，人有飘飘欲仙之感。车轮在高速路面上“刷刷”地疾驰着，很快把我送回到过往十年亦苦亦乐的岁月里。
清楚记得2002年深秋，在朱仙镇举行中国年画国际研讨会那几天，寒流骤至，空气都好似结了冰。我用自己冻得发僵而不大灵便的嘴巴，把即将启动全国性地毯式文化抢救的信息冲动地传达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界面对全球化冲击，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主体文明传承下去的一种积极的应对与出动；我们还决定把木版年画的全国大普查作为龙头项目。
这是因为一千年来，年画是所有中国人都必不可少又喜闻乐见的画种，融绘画艺术、雕版印刷、民间文学和民间信仰为一体，它产地众多，风格各异，样式纷繁，技艺高超；而且传承方式多样，既有个人家庭式的传承，又有村落集体式的传承。重要的是濒危。在当时，一些产地的年画差不多进入了临终状态。
当年腊月，遍布九州的大大小小产地那些寒冷的村落里，都出现了我们普查工作者三三两两的身影。及至年根那些天，在杨柳青年画传人霍庆有师傅引领下，我带着一个专家小组冒风顶雪走进昔日所谓“家家能点染，户户擅丹青”的“南乡三十六村”。居然在一些村子里，寻访到几位依然健朗的丹青高人。比如宫庄子画缸鱼的王学勤和南赵庄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名传遐迩的“义成永”画店的传人杨立仁。记得走进这些暖烘烘的泥屋时，两手左右交插地“啪啪”拍去肩上的雪；特别是画缸鱼的王学勤骡棚旁边那间又贫寒又缤纷的小画室，叫我神往地看到了上千年农民们原真的艺术生活。这种痴迷促使我将这只有几平方米的景象奇特的画室，复制到天津大学跳龙门民间艺术博物馆里。
那时，我们没有经费，行动起来更像一些铁杆的文化抢救志愿者。
然而在困难和压力重重面前，志愿者总是快乐大于痛苦。因为志愿者不会是被动的受累受罪，而是主动和心甘情愿的承担。
记得一次奔赴冀中的年画之乡——武强县南部的旧城村，去发掘“文革”间藏匿在一座老屋顶棚上的古画版。不料赶上大雨，我的脚大雨鞋小，就在鞋子外边套了一个塑料袋；走在泥地里，像初学滑冰。那天收获真不小，发现许多珍贵古版，返回时我和一些年轻人打着伞，身上湿淋淋，沾满泥水，模样狼狈，却哈哈地自嘲：“我们是丐帮。”
我们这个“丐帮”有多少人，无法统计。中国大大小小年画产地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非遗上万项。我们这些人不论阴晴，顶着烈日或雨雪，翻山越岭，穿行大地，走村串乡，挨门逐步地寻访文踪，查找遗存，探访艺人。那时，人们的目光都在花花绿绿物质世界里。我们究竟为谁工作，人们能理解这件事与他们有着深刻的关联吗？我们到底是为过去抑或将来而做？一次，王志在他的《面对面》节目中问我：“你说的这种事有报酬吗？”我说：“没有。”他用他贯常的诘问的口气问我：“那谁和你干？”
志愿者——但我没说。
因为我明白，这种志愿者可不是一时一事，而且不仅仅要吃苦受累卖力气——
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来没做过这种划时代总结性的文化大普查，没有前人现成的经验可以凭借；尤其是非遗调查更没做过，因为非遗主要承载于人的记忆与行为中。应该怎么调查，调查什么？于是，我们给这次文化普查——比如年画，设计了十个方面的调查内容：村落习俗、历史遗存、题材体裁、工艺流程、工具材料、画店艺人、传承谱系、经营方式和相关的民间传说等。这就必须从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美术学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综合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要在传统的调查方式——文字与拍照中，加进去音像记录的手段，才能将活态的“非遗”保存下来。然而，这种专业素质要求很高的工作带来的问题是缺少专家。尤其年画是人们的自发文化，产地原本是没有专家的。
这样的困难没人能解决，只能由我们承担下来。针对的措施是编制普查手册，制定规范、标准与具体要求，然后是人员的培训和专家的配备；特别是整理档案时，还免不了一次次反反复复甚至是推倒重来的修改。
为了帮助那些专业力量不足的产地，我们必须一次次奔赴到一线甚至田野，从认定、启动到推进和提高。在匆匆奔波中，我情不自禁把许许多多掠过心头的经历与感受用散文的笔法写下来。从《南乡问画记》到《内丘纸马》，从《大理心得记》到《大雪入绛州》，再到《豫北古画乡发现记》等等。这是写作人的一种本性。凡是心动过的，都要留在纸上。
没料到这些由性随心记下来的东西，帮助我留住那么多美好的场景与氛围，还有真切的话语与表情。特别是我的一些精神伙伴，还有在中华文化大地深深的褶皱里结识到的那些才高艺湛的传承人。比如《探访缸鱼》《四访杨家埠》《高腊梅作坊》……我还把汶川地震后专程去绵竹看望那里的南派宗师陈兴才老人时的所感所思，也化为文字，放在《废墟里伸出的绿枝》一文中。
近十年里，我为年画——仅仅是千头万绪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的一项付出了多少精力？没法计算。反正经我手修改过的各产地的文化档案的稿纸堆在书房一角，应是一部大长篇的体量，还不算为它南来北往用去的时间。我与《中国艺术报》的向云驹先生——他原是中国文化遗产抢救的负责人之一说，这十来年间，咱俩之间单为年画抢救这一项打的电话至少上千个吧。
于是，不断有朋友问我，你把时间与精力不放在写作或绘画上到底值不值？
我说：“没法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件是个人的，一件是民族的。”
今年三月，中央电视台记者裴斐来访，说她不久前去“5·12”汶川灾区一趟，见到了绵竹画师陈兴才老人。老人说他想念我，希望我去看他，并托她捎来他一对手绘的文门神《如意状元》，所绘人物之端庄富丽，色彩之独特优美，叫我又感受到绵竹年画那种特有的炽烈又迷人的地域魅力。我曾在绵竹为他们写字，赞美他们的年画：“土中大艺术，纸上剑南春。”
这次，我用小楷把与陈兴才老人这段交情题写在门神画上，装好镜框，悬于书斋；静心欣赏之时，想到近十年我们这些志愿者为年画使尽心思所做的各种事。如今大多产地的年画都已复兴。在生活迅急现代化的嬗变中，历史上“生活的年画”正在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年画”，开始重新返回到国人的生活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叫它因时代更迭和社会转型而消亡。我们还实实在在、有头有尾地做了一件事，用二十二卷图典大书和各大产地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史，为农耕时代中国木版年画做了总结性和档案化的全记录。
此刻，这件事做完了。最后完成的总是最难攻克的。肩上一块石头陡然地落下来。身子真的轻了吗？掂一掂膀子——好像还没有，落下来的石头只是一块而已，还有几大块沉甸甸压在上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