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当共和国“大掌柜” 要“先小人后君子”(2)

　　又如，解放战争期间，陈云主持南满分局工作时兼任南满分局财委书记，吕东任南满分局财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后来，吕东回忆说：“陈云同志对于辽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是很关心的。”“他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和物资交流，强调在与兄弟解放区之间开展经济协作时，要讲信誉，做到‘先小人后君子’。所谓‘先小人后君子’，即洽谈协商时，交换什么、何时交换、交换多少，要一一记入合同，并严格履行，说怎样就怎样，不能违约；最后，如有可能，要尽量照顾兄弟地区，甚至可以是无偿支持。不要开始时客客气气，最后吵得不可开交。”

　　这两个鲜活的历史事例，生动地反映了陈云当“财神爷”的艺术，而“先小人后君子”方法无疑是他的代表性见解。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要真正做到更是不容易。笔者体会，领会和应用这六字秘诀，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有当“小人”的勇气。在中国人的眼里，君子和小人是泾渭分明、判若云泥的两类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等等话语，经常出现在各类道德文章之中，界线清晰，爱憎分明。因而，人们时时处处忌讳别人把自己划入小人之列，而视君子称谓为至高荣誉，当属合情合理之想法。只要稍加注意，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自己的周围，自以为君子的人不少，自命为小人的则难得一见。在这个大环境下，敢于冒被当成“小人”的风险，着实需要不小的勇气。比如，很多人在借还钱款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面再核查一遍，认为这样不够“大气”，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于地位显赫的“财神爷”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原本并不坏”的“财神爷”，所谓的顾及朋友交情、重视哥们义气、办事大方豪爽等行为，实际上还是出于结怨不如结缘的心态，为了博取和维护自己的“君子”形象。殊不知，这于己于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旦事后出现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纠缠不清，大伤和气不说，自己也难免“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与之相反，身为不同寻常的大“财神爷”，陈云却有不怕当“小人”的大勇气。他喜欢“把丑话说在前面”，认为“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要求财经干部对自己人也要“仔细打打算盘”，“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这样办事，或许当时面子上不好看，但不留后患，不犯错误。可见，先小人后君子者，未必是小人；先君子后小人者，未必真君子。换言之，既精通业务、善于“打算盘”，又尽忠职守、不讲情面的“财神爷”，正是人民需要的德才兼备型干部；而那些虽然业务上过得硬，但左右逢源以维护自己所谓君子作风的人，终究是靠不住的。对此，史学家司马光早就评论说：“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其次，要有当“小人”的底气。底气何来？底气来自这个“小人”不是给自己当的，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当的。陈云被誉为“红色掌柜”，不是因为他的“掌柜”身份和权力，而在于他的“掌柜”态度和“掌柜”功劳。他的“掌柜”态度，不是小商贩那样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而是为国计民生精打细算，为改善人民生活殚精竭虑。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虽然这时候国家经济条件较革命时期大为改观，但身为“财头”的他并没有“阔”起来，而是更加锱铢必较，甚至一度主张财政部门要像铁公鸡那般“一毛不拔”。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财经干部：“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接触钱财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他说，花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正因为有这样的“掌柜”态度，他总能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从而为把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成为“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陈云立下的“掌柜”功劳，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值得一说的是，这位掌管着动辄数以亿计资金出入的新中国第一号“财神爷”，自己的生活却是简朴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清贫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刘少奇、朱德和陈云家庭比较困难，这是有名的，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1995年4月，陈云逝世以后，身边工作人员计算了他留下的财产，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以及逝世后可领到的13360元抚恤金。这样的“财神爷”，焉能没有当“小人”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