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作者张宏杰（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网：曾国藩在做一个“人”，也就是一名知识分子与“臣”这两个角色，在您看来，他的成功之处在哪？缺失在哪？这与当时处于专制社会后期的清朝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宏杰：我一直认为，观察和评价一个人，要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体会他当时的处境、压力和挑战，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我很反感单纯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时代需要的角度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评价。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因此，对那些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判定，我们大可不必太当真。从民族主义来说，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建立在清王朝已经有二百年较为成功的统治的基础上。我们许多读者不太了解的事，曾国藩对康熙皇帝十分崇拜。历史上说，王闿运劝他做皇帝，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王是一个有名的“纵横家”，后来又跑去劝袁世凯做皇帝。至于说曾国藩四次拒绝做皇帝，我觉得可能只有王闿运劝他这一次是真实发生的。曾国藩拒绝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曾国藩是要做“圣人”的，他对传统道德纲纪的信仰也是真诚的。他对大清王朝，真的做到了尽忠效命。曾国藩当然有他的复杂之处，但是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大的疑问的。他之所以能把湖南乃至天下的读书人号召到自己的旗帜之下，打的就是“忠义”的旗号。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那么必然会身败名裂，身边那些理学出身的名将大半会离他而去。
中国网：曾国藩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中可算的上“震聋发聩”的声音了，能否给读者说一说，从文化、历史意义上怎么去理解曾国藩的“以诚相待”？
张宏杰：我认为，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那就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把书本与现实结合起来。在满清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他差不多是中国重要人物中第一个摆脱了“天朝上国”高高在上心态，高已卑人心态，能以平常心对待外国人的人。
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中国网：论语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曾国藩作为那个时代富有权柄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但是，用现代的话说，他很“迷信”，为什么呢？是他的个人偏好？还是是做清朝“公务员”的大环境所致？为何到了老年他将很多的事情推入了不可知论？并且信奉了“天命”？这些人生重要信条的演变在曾的一生中意义如何？
张宏杰：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斗争”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英夷”强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迷信”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信天命，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老年常多悔惧”，“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