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让黄兴“两年勿与国事”？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指出：作为广东人的孙中山，有一批重要助手出自粤籍。广东籍的“党国元老”中，古应芬虽然不算职位最高，但所起的作用十分独特。他是中国国民党早期一位很有能力的组织家、活动家，在各界都有深广的人脉，也是孙中山、胡汉民倚重的干将。如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前，古应芬奔走各地，联络、说服滇、桂、粤等军将领服从孙中山，为这些军队筹集饷械，为后来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元帅府重建后，他是孙中山参赞军务和在后方理财筹饷的得力人物。1931年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后，他成为促成西南反蒋局面形成的关键人物。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古应芬的早逝，让胡汉民失去了与西南实力派合作的桥梁，成为空头领袖，导致了“西南反蒋”阵营的涣散。
但是古应芬留下的理论著述并不多，其中又以表彰孙中山等人为主，并不以之为自己的立身之据，颇具古时高士之风。故而仅仅数十年过去，他在历史中的印记已经变得模糊而淡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广东大元帅府纪念馆研究人员李兴国对古应芬做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不久前由古应芬之子古滂提供的一批古应芬与当时的一批风云人物的往来书信，展现出广东先贤的一个简影。
文：记者 卜松竹
弃科举留洋日本
的时代弄潮儿
古应芬祖籍是广东梅县，生于广州番禺。祖父从军，但他的父亲并没有继续戎马生涯，选择在广州小北路开了一间“长生店”（棺材铺）。这里成了后来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人儿时常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听人谈古论今，未来的职业兴趣在幼年时已略见端倪。
假如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没有向飞速变化的世界敞开大门，古应芬最可能的成长路径，应当是科举，然后步入仕途。他的确有这样的天赋：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强村按临广州测试经古（即经学和史学）时，他名列第一。之后他在府学读书，曾中过秀才。
时代的弄潮儿总是在转变发生的初期便做出了重要而坚决的决定。古应芬就是如此。1904年，他放弃了举业，考取了官费留学生。第二年，清政府就废除了科举。
古应芬的同行者有胡汉民、朱执信、汪兆铭、李文范、陈融等人，他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结业后又转入正式科学习，一直到1907年。“日本之行，改变了这批年轻人的命运，而他们又将对派遣他们的政府产生重大影响。”李兴国表示。
当时涌入日本的青年才俊，是革命党人和保皇派的争夺对象。借由胡汉民堂弟胡毅生的关系，1905年6月底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古应芬与汪精卫、朱执信等幼时玩伴，一同出席了会议。一个月后，他就和胡毅生、朱执信同时宣誓入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
在革命各个历史阶段都扮演重要角色
李兴国指出，古应芬回国之后，到广东法政学堂工作。此时的中国，已是大革命的前夜，这批在日本已经宣誓投身革命的年轻人的时代即将到来。
1909年10月14日，广东省咨议局成立，古应芬出任书记长。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他曾秘密参与多项革命活动。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爆发，古应芬积极参加了起义的筹备工作。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权分崩离析。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胡汉民任广东军政府都督，古应芬成为都督府核计院长。之后，他又平定了海南琼崖的范云梯叛乱，显现出不凡的才干。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胡汉民流亡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组织创建中华革命军；古应芬和邓泽如等流亡马来亚，创建中华革命党南洋支部。这一时期，古应芬主要的工作是为中华革命军筹款。1916年他和朱执信谋夺肇和军舰以图广州的军事行动，可惜失败，出走上海。1917年9月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古应芬任大元帅府秘书。1925年之后，他历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文官长等要职；1931年，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组建中，为中枢性的人物。
留下众多第一手历史资料和鲜活的细节
研究者指出，古应芬在很多重要的历史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对这样一个关联广泛的人物的研究，更可进一步梳理出很多民国时期关键人物的鲜活面貌。
以古滂提供的这批信函为例，其中许多细节是在以往的历史资料中所未曾见过的。如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他的重要助手朱执信、胡汉民等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持有异议；1919年胡汉民致古应芬的信中，也历数了孙中山在与陈炯明交往中不切实际的要求；又如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期间，由于经费极其拮据，校长蒋介石一度欲辞职离去。
李兴国指出，1914年朱执信给古应芬、李文范的一封信中的言论，也是前所未见：“近日大炮（指孙中山）与黄跛手（指黄兴）大相冲突，炮以书与跛谓，中国事应于二年间归彼包办；跛之部下不听指挥，皆以跛故（其实是煽构者言），请跛两年勿与国事，如两年无成，再让跛包办云云（此中情节复杂异常，弟亦不欲深知，亦不必史（使）兄等知之矣）。天下不怕丑有如此者，可谓奇事！弟力劝展兄往美，勿立入此种是非丛中，展口允之，而意不决也。”类似这样的函电还有不少，都可以作为重新审视相关历史提供强有力的第一手资料。
香港同胞“雪中送炭”
助广东军政府渡过经济危机
文：记者 卜松竹 图：记者 王维宣 实习生 黄良超
广州越秀公园镇海楼东侧，有一座四角攒尖顶，绿琉璃瓦面，坐北朝南，高约7米的方亭，南面石额上，胡汉民手书的“光复纪念”四个大字挺拔矫健，赫然在目。很多从香港来的游客，总会特意到此观瞻一番。这就是为纪念1911～1912年香港同胞捐献巨款，支持辛亥革命和广东军政府的伟大功绩而建立的纪念亭。它每日静望过往的芸芸游人，却已不大被人熟知其承载的历史。日前，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鸿钧为记者钩沉出“香港同胞助捐革命”这段随风而逝的往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之役爆发，同年11月9日广州光复，成立了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广东军政府。但新成立的广东军政府“库藏如洗，饷粮告匮”。当时大批民军云集广州，急需发饷，原来的军警也要维持，新成立的政府又要经费。逃亡到香港的原粤督张鸣岐扬言：“革命党即得广州，不能守三日也。”因此能否迅速筹得军政费用，是当时广东军政府存亡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代表香港同胞到广州参与筹组广东军政府的代表们自告奋勇，帮助广东军政府筹措费用。”陈鸿钧表示，“他们立即成立了筹饷局，赶回香港，发动香港同胞捐献。首由筹饷局人员带头认捐，不一日即筹得银元四十八万元，雇‘河南号’轮船连夜运往广州，以济燃眉之急。随后又陆续筹得银元二百万元，解送广东军政府备用。”
陈鸿钧指出，这些巨款可谓雪中送炭。当时广州、上海、天津等地的不少报刊，都用显著篇幅报道香港同胞慷慨解囊，资助革命的义举，不仅为进一步发动民众起到了广泛的宣传效果，而且让清政府愈加认识到国内外民意拥护共和，摒弃帝制的汹汹潮流，为其后同意和平统一谈判及宣告退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4月，和平谈判成功，全国统一，廖仲恺晋任广东财政司长，筹饷局又捐款银元八十万元，由广东财政司转解中央政府收用。
为表彰香港同胞在关键时刻捐资革命事业的毅然之举，广东军政府（后改为广东省政府）于1912年给筹饷有功的筹饷局人员每人颁发“绩懋军储”勋章一枚；1928年底又在越秀山划地建造光复纪念石牌坊纪念。可惜石牌坊在1938毁于日军炮火。抗战胜利后，为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缅怀当年香港同胞高尚义举，于1948年4月在光复纪念牌坊原址，用钢筋水泥及石牌坊碎毁后残存的石料筑成今天的光复纪念亭，并增刻《建造光复纪念亭梗概》一文。1989年12月，纪念亭被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胡汉民致古应芬函（191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