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我们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传说典故。但在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闭关自守和闭门锁国，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衰败。但从1978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打开国门，走上了全方位开放之路，中国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挑战的能力。中国的口号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给自己“充电”，都展示了中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兼收并蓄，从善如流，好的东西我都要学。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为自己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八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
八是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种理念使中国避免了欧洲上千年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这些战争曾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发展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走一条告别折腾的稳健改革之路，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再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解决更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所信奉的理念。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
“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无疑具有国际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国以和为贵，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挑战。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却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民主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造成的。中国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过“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响这个世界，揭示“唯我独尊”思维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点破意识形态偏执狂的愚昧，给西方话语霸权画上一个句号，从而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繁荣与和平。
■应确立中国自己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文化自信
理论周刊：正如您曾经说过：“中国模式的背后是中国自己文化的底蕴，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觉醒，一种新的自觉”。那么，中国文化对于当今世界有着怎样的积极意义？我们又该如何确立“文明型国家”的文化自信呢？
张维为：今天任何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光靠西方理念已经不够。坦率地说，造成今天诸多全球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实践，从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再到金融危机，都是这样。这是西方需要认真反省的地方，否则西方自己的前途、整个世界的前途都不容乐观。13亿中国人通过三十年实践证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棘手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对于西方自己认定要进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参考意义。中国理念丰富了世界的智慧，构成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也要注意到，国内仍然有一些缺乏文化自信的人，他们还是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继续唱衰中国。他们对中国事情的判断总是不靠谱的。中国崛起至今日，我们应该确立自己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文化自信，因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确立大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认可，因为“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中国震撼》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
◆“文明型国家”概念——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
◆“两大板块”概念——“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
◆“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四超”与“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
◆“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揭示民主与人权的真谛——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结合，避免西方人权体系存在四个缺陷。
■主题链接·评论选萃
《中国震撼》于今年1月出版后，迅速成为国内学界热议的话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党建》、《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几十家媒体刊登了专家、学者的书评和对作者的采访报道。这里摘发部分专家学者的评论。
——编者
张维为的“中国观”
我注意到，这部著作有一个副题：“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在这里讲的是“文明型”，而不是“文明”。按照他的解释，所谓“文明型国家”，就是摆脱了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能够把这两类国家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这是他的创见。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认为，这个见解对于深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破解我国发展的难题，思考我国长期发展的目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西方的一种“游戏民主”
作者告诫：“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作为走过100多个国家、专注研究现实政治的作者，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给某些国家带来“散、软、短、泛、粹”的民主综合征以及经济社会陷入停滞倒退的困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告诫和论述是在比较鉴别中选择，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
——《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张晓林
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为何如此强烈
书中客观地指出，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确实如此，在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基石上，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结合较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而且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总体上优于任何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程恩富
■主题延伸
重温费孝通先生的“美美与共”思想
□邸永君
今天，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崛起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这是诸多学者的共识。在这种语境下，重温费孝通先生的“美美与共”思想，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崛起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1990年12月，费孝通先生在日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即席发表了“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主题演讲，首次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箴言”，微言大义。
“各美其美”，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当今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只有实现了文化自觉，才有可能自立于世，并与群体其他成员和谐共处。文化自觉应包括两个维度，即纵向之时间与横向之空间。在时间上，要做到保持传统与不断创新相结合，于动态中回溯过去，立足现在，把握未来；而空间上，则应冷静观察，认真考量，将自身文化体系予以准确定位，主要是对其意义、价值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估，使其置身于全人类的文化体系之合理一隅。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而不是“文化回归”和“复归”。因为时间空间均已发生变化，回归以往是不可能的。
“美人之美”，是在对自身文化体系予以价值肯定的前提下，也以观察者的身份和欣赏者的心态，分享其他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内的他人、他族与他国的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我们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坚信自身文化体系的价值，坚守具有永恒生命的文化理念，坚持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各种做法和制度；同时也赞同并接受人类文明中的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等理念。但决不能搞“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否则便不是文化自觉，而是文化自灭。
“美美与共”，就是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以及人们思想观念上，习惯于多元文化并存，和谐相处，这无疑是一场思想方法的深刻变革。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而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文明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种文明都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从中汲取营养。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工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共享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为促进并逐步实现“天下大同”的高远目标不断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天下大同”，即全方位实现世界一体化，既是人类的美好理想与愿望，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归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融汇，只能靠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完成。任何迷信武力、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与价值输出，一味推销自身“文明”的做法，在效果上往往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
费孝通先生的这四句箴言发表之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当时情势而论，无疑需要下大力气对自身文化体系之内涵、外延进行审视、研究和总结。同时更需要在形形色色的异质文化纷至沓来的冲击面前，以一种理智、稳健而不是轻率、情绪化的心态对其欣赏、评判、选择和取舍。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质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只有在深入探讨和研究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基础上，只有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各种文明，才能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胸怀、拓宽思路、启迪灵感。费孝通先生一直在思考着破解上述困局之途径，苦心孤诣，冥思升华，于是才有“四句箴言”之横空出世、应运而生。
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之影响，很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发展演变，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面前，不得不仓促应对，最终造成了文化领域之破多立少，日渐支离，鲜有从容，是非难断。“美美与共”思想，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对文化的思考升华为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从更高深之层次、更广阔之视野，审视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考虑环境公平、秩序公正与社会正义等问题，已成为具有划时代价值、为全人类所共享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