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州报纸刊载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文
邱 捷
当时的中国，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的矛盾并非社会的主要矛盾，官僚、富商、豪绅与广大平民百姓贫富悬殊的现象却十分严重。因此，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介绍欧美的社会主义时，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把Bourgeois译为“绅士”是故意的误译。
1912年广州的《民生日报》曾刊登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译文，这是广东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最早的译介，也是在国内发表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在日本创刊的无政府主义者刊物《天义报》第16-19期（1908年出版）也刊登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但该刊物在国外编辑发行，读者面不广。在此前后，《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的文章有介绍《共产党宣言》的若干文句或段落，并非真正的译本。
《民生日报》是同盟会会员陈仲伟等人于1912年5月创办的报纸。当年9月20日、21日、23日、10月10日、17日、19日、24日的《民生日报》分七次断续刊登了署名“陈振飞译”的《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这篇译文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今天中译本的标题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全部内容。对这位译者，笔者迄今尚一无所知。
《民生日报》的译文用文白夹杂的语体文写成，当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的术语词汇中译名并没有约定俗成的规范，所以，很多词汇的翻译与今天差别很大。拿《民生日报》的译文对照今天的译文，我们应该承认译者翻译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下面两段译文：
今天的译文：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民生日报》的译文：
资本家者，不断为生产机关之革命，从生产关系之革命，延及社会全体关系之革命，不然，则不能存在焉。反是而保存生产的旧方法，一定不变，此为前代工业阶级存在之要件，而非所论于今日也。故生产不断革命，常搅乱一切社会之组织，不安煽动，互相继续，此为资本家时代与前代相异之特征也。古老冻结凝固之诸关系，及与此相随之偏见，一操（扫）而空。而新式之事物，在其未确定之前，速为废物者，比比皆是。坚牢者皆散而为气化，神圣者下降为亵渎，故人遂不得不用其冷酷无情之心，而对于自己之境遇及同类之关系焉。
有些地方则是为了符合《民生日报》的宗旨而有意的曲译。下面我们以《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四、第五段译文为例说明：
今天的译文：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民生日报》的译文：
自封建社会之废墟以来，当代绅士之社会，亦非除却阶级的争斗者，不过立新阶级与压制之新手段并争斗之新形式，以代旧物而已。
然此阶级之争斗，极其单纯，是即资本家时代之特征也。今之社会，全体割裂，恰如两个相对之大敌，直接对垒，而现二大阶级。其所谓阶级者何哉？曰绅士、曰平民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英文本为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被译为“当代绅士之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英文本为bourgeoisie and proletaliat）被译为“绅士、平民”；而全章的标题《资产者和无产者》（英文本为 Bourgeois and Proletalians）也被翻译成《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然而，在前引今天译文的“资产阶级时代”（英文本为the epoch of bourgeoisie）《民生日报》的译文仍是“资本家时代”。Bourgeois（资产者）一词在《民生日报》的译文中，有时被译为“资本家”，有时则被译为“绅士”。按理说，既然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译本，译者不可能不知道整章说的是大工业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实际上译文在多数地方还是把Bourgeois翻译成“资本家”。显然，译者把Bourgeois译为“绅士”是故意的误译，而且，还把这个误译的词用于全文的标题，之所以如此，当与《民生日报》的宗旨有关。
《民生日报》以宣传民生主义为宗旨。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主观原因是他看到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贫富悬殊、阶级冲突激烈，希望中国“防患于未然”。然而，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仅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的矛盾并非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官僚、富商、豪绅与广大平民百姓贫富悬殊的现象却十分严重。因此，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介绍欧美的社会主义时，又都会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朱执信在《民报》第五号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也把Bourgeois and Proletalians翻译成“豪右”与“细民”。《民生日报》把Bourgeois and Proletalians翻译成“绅士”与“平民”，其出发点应该是相同的：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国人的一般理解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符合革命党人当时奋斗的目标。
（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