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李达故居全景。资料图片
李达是中共“一大”中央局宣传主任，一生致力于马列主义研究，被称作“理论界的鲁迅”。 插图/金锐 王金花
文稿手迹
“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李达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张国焘留下上述印象。
这次会议上，31岁的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要源于他曾著译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个学问家。
一个有个性的学者，毛泽东赞为“真正的人”。
“老末”变第一 三改救国梦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油榨头村，一处老房子内，李达在此度过少年时期。
贫寒的家境，兄弟五人中，唯有他获得读书的机会。
考中学时，年纪小、个子矮，乡下人打扮的李达，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半天劲才清场。
榜单上，李达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比第一名的朱保善小五六岁。进校后，朱保善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差。
受到刺激的李达暗下决心，第一学期结束时，跃居年级第一名。
青年时期的李达，理想经历多次变迁。
中学毕业后，他考取京师优等师范学堂，曾立志教育救国，并在一所中学教书谋生。
目睹学校学政的腐败、封建礼教的毒害，他感到通过教育救国救民希望渺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再次重创李达。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前途迷茫，内心苦闷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都是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并寄回国内发表的，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调和“陈李”分歧 代理书记职务
1920年，“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这里，结识了两个对他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王会悟。
炎炎烈日炙烤下，李达拜访了久闻大名的陈独秀，得知陈等人正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作发起人”的邀请。
为方便工作，李达就住在《新青年》杂志社里，此处也诞生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
之后，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
就党组织“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1921年2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打起文字仗。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则“不能接受陈独秀独裁”，两人毫不相让，通信互相责难，裂痕愈来愈大。
一边是党的主要发起人，一边是昔日好友，李达从大局考虑，全力周旋于两者之间，竭力弥合裂痕。
调解没有任何结果，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李达，要他代理书记职务。
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工作结爱妻 婚房办杂志
李达的爱情，也是在这一阶段收获的。
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因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结识了在女联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
两个志趣相近的年轻人，接触频繁遂生爱意。
婚事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举行。婚房随后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首次鲜明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李达担任主编，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发行量最高达5000份。
由于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人承担了月刊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
困难远不只是经费问题，那个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洪水猛兽的年代，承办这样一份刊物，随时面临着没收稿件、查封刊物、牢狱之灾、甚至是失去性命。
《共产党》第三号的首篇文章就开了天窗，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此面被法捕房没收去了”。
出版6期后，《共产党》于1921年7月停刊。
夫妻俩全程“操办”中共“一大”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随即，李达等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等，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除邀请信，李达等人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还是共产国际给的经费。
“一大”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
新婚妻子王会悟长期在上海工作，认识不少人，李达提出让她帮忙。
王会悟想到博文女校的进步校长黄绍兰。
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便于保密。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就一口答应下来。
她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紧接着，王会悟又开始为选择开会地址忙碌。她想到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
就这样，李公馆成为中共一大开幕的地方。
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1921年夏天，私立博文女校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
会议中途，突然闯进一名陌生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代表们迅速撤离。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赶到搜查。
当晚，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如何继续开会，一个个眉头紧锁。此时，聪敏热心的王会悟再次挺身而出。
她提议在距上海不远的嘉兴南湖，雇一只大画舫，一面游湖，一面开会。此议一出，代表们顿时喜上眉梢。
7月31日上午10点，一只舱里备有麻将、乐器和酒菜的画舫驶入湖面。王会悟扮成舞女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11点左右，蒙蒙细雨霏霏飘下，湖上游人渐稀，这只承载历史使命的画舫在湖中缓缓前行。
下午天气转晴，大会选定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一大”就此成功闭幕。
大骂陈独秀 脱党不变志
三人的中央局中，李达当选宣传主任，源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这从其在“一大”、“二大”中所做工作可见端倪。
“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二大”时，大会通过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出自李达之手。
研究者认为，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
他曾在“二大”会议上，当众顶撞张国焘。随后，他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遂脱离中国共产党。
在李达后来自述脱党的诸多原因中，就包括“瞧不起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水平’”；不满陈独秀在党内以“老头子”自居的霸道作风等。
他甚至曾经当面骂陈独秀：“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是先把人杀了再跟人家认错”。
虽然脱党，李达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即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暨南大学作演讲时，被特务打断右臂骨和右锁骨的李达说，“反动派打断了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好手一样。”
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当时已不是党员的他，被进步师生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再次入党 特许无预备期
离开党组织26年，李达自称是“守寡”的日子。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
身着长袍布鞋的李达来到北平，毛泽东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他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随后，李达仍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从1953年，李达在武汉大学当了13年的校长。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他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面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
“文革”中，李达受到冲击，76岁含冤去世，1980年获平反昭雪。
【人物志】
李达
湖南永州人，生于1890年，卒于1966年。1920年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宣传。
作为党员，李达两次入党都“轰轰烈烈”。中共“一大”当选仅三人的中央局成员，第二次入党，毛泽东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作为学者，李达倾一生于马列研究，完成21部专著、31部译著，总计两百多万字，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
寻访录
李达故里将建微缩版南湖
李达故居位于永州市区，北靠湘江，两岸群山环抱，绿树掩映。
故居前两三百米处，新修的广场已初具规模，李达全身铜像矗立在广场上。去年是李达诞辰120周年，当地建造这个铜像广场。
李达故居暂由李达的侄子李越看管。
60岁的李越是李达故居的讲解员、保洁员、管理员，他对于李达充满敬意，“受伯伯影响，我一直学习成绩很好，但没有上大学，没有去伯伯当过校长的武大学习，是最大的遗憾。”
李达故居的展览厅，陈列的大部分都是李达著作，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的学者，倾一生于马列研究，完成21部专著、31部译著，总计两百多万字。
就在几天前，李达故居管理处主任杨元保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以320元的价格购得李达的《社会之基础知识》。“所有关于李达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及过这本书，这是中国第一本全面阐述资本论的著作，非常珍贵。”杨元保很激动，当做宝贝一样。
这本书非常陈旧，有几页已经脱落，作者李鹤鸣，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新生命书局发行，实价大洋四角。“李鹤鸣就是李达，这本书卖320元不贵，2000元都值。”杨元保说，为了收集李达的著作，他隔几天就会上孔夫子旧书网。
有一次看到李达翻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一本书，对方出价1500元，他压价到1000元，对方不卖。等第二天上去看时，这本书已经被人买走了，杨元保颇为后悔。
走出李达故居，右手边是“辅仁小学”。
当年李达回家乡避难时，以父亲的名字创办了这所小学，对乡里学生免费教育。如今小学只剩下一间破旧小屋，上书的“辅仁小学”有点剥落，但来瞻仰的游客都会在这留影。
杨元保说，今后广场附近要建一座李达纪念馆，还要建一个微缩版的南湖，重现1921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场景。
纪念馆
文稿手迹
李达一生留下的遗物中，最多的就是等身的著作，其他的物品很少。图为毛泽东为李达修改《〈实践论〉的解读》一书的手迹，现存故居内。1952年，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后，李达用半年时间，就写成了《〈实践论〉的解读》一书。它为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起了重要作用。
伟大历程
从西柏坡到新中国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来到平山县（时称建屏县），确定工委驻地以西柏坡为中心。1948年5月，毛泽东等来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从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同年3月5日到13日，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却是在一间伙房里召开的。”西柏坡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康彦新说，伙房是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修建的，土坯垒就，白灰砸顶，面积不足85平方米。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全会指出，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绘制的是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的蓝图。据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刘泽宁 湖南永州、北京报道
